任诗桐

勾连东北历史的三部中短篇小说，组成了迟子建最新的小说集，三部作品在精神内核上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而故事情节与表现方式又各有特点，花开三朵，各表一枝。如同音乐艺术中的套曲，通过不同的乐曲或乐章组合成套，来呈现同一主题，既可独立存在，合起来又是对文本意蕴的加强。

三部小说均以历史事件为叙述背景，具有还原现场的真实感。《喝汤的声音》通过黑龙江边哈喇泊家族三代人的生活经历，再现了发生于二十世纪初的海兰泡惨案对普通百姓命运的影响。作为幸存者的祖母，在逃生过程中因仇恨咬碎了牙齿，这一缺陷从此在家族内传继，三代人也因此喜欢上了喝汤。北宋时期，宋徽宗在联金抗辽的过程中，将大宋王朝送上末路。面对金国围剿，徽宗帝在将皇位禅让于赵桓后惶惶南逃，即便如此他也难逃厄运，最终徽钦二帝携家带眷被囚禁于五国城，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境内，在此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中篇小说《白釉黑花罐与碑桥》即以此为背景，通过虚实相应的叙述，重构了徽钦二帝被虏至五国城的历史。《碾压甲骨的车轮》则“以晚清罗振玉所藏甲骨的失散为切入点，主场景是东北重镇旅顺。”

叩问历史的同时，作者一直在试图借由文学文本实现与现实的对话，从而形成双重叙事套层，在当下与历史、现实与梦境、事实与虚幻之间自由穿梭。《喝汤的声音》中，故事里是哈喇泊三代人的家族命运遭际，故事之外是“我”借出差的机会，对亡妻的缅怀。《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以“我”带有魔幻色彩的一次奇遇为线索，分别在上半夜和下半夜邂逅了一个窑工和摆渡人，以宋徽宗流落民间的两个宝物——白釉黑花罐、青石碑为载体，讲述了两个关于宋徽宗的故事。显在结构上，小说由楔子、上半夜、下半夜、楔子构成。首尾楔子中，以“我”的现实生活状况为主要叙述内容，徽钦二帝的故事则在上半夜和下半夜中，以梦境叙事的方式呈现。“我”作为一个退休的文物鉴定专家，代表的是史书的叙述视角，与窑工、摆渡人的个人视角互为补充，通过历史与现实交错、事实与虚构互融，把这位本就富有传奇性的历史人物塑造得更加立体丰润，形象可感。《碾压甲骨的车轮》以甲骨与车轮为媒介，将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个历史名人之间的往事，与当下人物的生活轨迹紧密结合，李贵的失踪，贺磊的死因与“我”情感的归属，皆与历史中的迷雾一样，充斥在无解的命运轮转之中。

在回望历史的同时，作者试图探讨的是有关民族记忆与文化传承的议题。牙齿的缺失与喝汤的声音，显然早已超越了生理层面，而成为一种民族印记，所谓“没齿难忘”，即是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对屈辱历史进行了重塑。窑工和摆渡人作为徽宗后人，将制窑和鱼皮工艺传承下去，白釉黑花罐、碑桥与甲骨，更是作为文化与艺术永恒的象征而存在。

迟子建曾说，“牧师用经义布道，作家用的是从心灵流淌出的文字。”作者正是通过慈悲、宽厚的故事所具有的撼动人心的力量，为处在滚滚红尘中的人们提供了一剂心灵的慰藉。哈喇泊一家随历史浮沉的坎坷命运，在摆渡人的讲述中，融化了“我”内心的坚冰；摆渡人原指在渡口码头用船只为来往人群提供交通服务的人，在文学文本中，则多具有隐含意义，意即把人从罪恶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从痛苦的此岸渡向快乐的彼岸。这一意象在《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中再次出现，既是故事的讲述人，也是“我”灵魂的救赎者。当“我”野渡巴兰河坠河被冲向岸上后，是受伤的苍鹭引导路人将“我”救起。于是在梦中得摆渡人引渡，“不救生灵的人，要是生灵救了他，岂不白活一世？”而在《碾压甲骨的车轮》中，同样借助现实与历史的交织叙事，指涉人物的心灵世界，强化了救赎的主题。

无独有偶，回顾迟子建的创作历程，其围绕同一题材或主题，展开不同声部叙事的案例比比皆是，如讲述旧时代故事的《秧歌》《旧时代的磨坊》《东窗》《香坊》，以洗澡为主要线索的《清水洗尘》《泥霞池》《空色林澡屋》，以哈尔滨为故事发生地的《起舞》《晚安玫瑰》《黄鸡白酒》，展现大历史背景下世态生活图景的《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等等皆是如此。这种有意识的组合创作，丰富了文学文本的表达方式，也为读者提供了多角度阅读与阐释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