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旭

刘知几（661-721）是唐代著名史家，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祖父辈皆能“诗礼传家”。他一生竭心聚力于史学研究，所著《史通》一书被现代学者视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罕有的“一部史学通论性的著述”。史学大家吕思勉评价此书既能“言之成理，而又有条理系统”，在传统史学著作中是“当首推”的杰作。正是在《史通·自叙》里，刘知几回顾、反思与阐言自己一生治史阅历和著述情怀时，曾对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撰《淮南子》一书给予极为特殊的重视，并高度称扬后者的学术思想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刘知几《史通》的著述旨趣也受到《淮南子》的一定影响，让后者有所取鉴。

刘知几在《自叙》中评论道：“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然自《淮南》已后，作者绝无。必商榷而言，则其流又众”。刘知几所言“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一语，在现代“淮南子学史”上广为人知，时常为学者们所引用。但却少有人知其所著《史通》实则也是秉持此种著述理念，意图“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刘知几将《史通》定位在“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这与其高度肯定《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本质上是异曲同工的，都是力求在学术思想上能“兼于数家”，成为承前启后的“集大成”的综合总结之作。

刘知几在《自叙》中论说《淮南子》之后，随即又着眼先秦以来学术发展的源流变化，对两汉魏晋时期的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义》、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刘勰《文心雕龙》等书进行评价。从具体内容来看，刘知几一方面明显对《淮南子》持有特殊的重视之意，首评《淮南子》而后论其他诸书；另一方面，即使是评价扬雄、王充、应劭、刘劭、陆景、刘勰等人的著作时，也是效法《淮南子·要略》论述“上自太公，下至商鞅”的先秦学术演变的思维方式，着重从时代、社会同学术思想的互动影响而言，甚至二者文字表述的形式也极为相近。由此可见，刘知几《自叙》一文对作为《淮南子》全书“自序”的《要略》有着自觉借鉴的意识，受到后者思想内容及“序体”形式的深刻影响。

从刘知几评价《淮南子》“错综经纬”“兼于数家”的认识上，也清楚反映出其对《淮南子·要略》是非常熟悉的，对《淮南子》一书“纪纲道德，经纬治道”“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思想旨趣与著述特点有着深入把握。也因此，刘知几欣赏并认同刘安等人试图通过《淮南子》的撰著来全面总结先秦诸子百家之学的宏大意愿，并深感后者实际上也是一生政治不幸的淮南王刘安“郁快孤愤”，有所“寄怀”之作。在刘知几而言，自己竭尽平生所学与心力完成《史通》，同淮南王刘安意欲以《淮南子》一书“流誉天下”的动因又何尝有异？所以，他由衷坦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推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并在《自叙》结尾极为动情地慨叹：“傥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渴望《史通》也能有幸在后世得到张衡、陆绩一样的文化名士的倾心赏识，而不至于失佚无名。

身为一代成就突出的著名史家，刘知几对《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盛赞，对其在两汉魏晋学术史上“《淮南》已后，作者绝无”“其流又众”的特殊历史地位及影响的评价，无不体现出深刻独到的“史识”。而且，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表现出对《淮南子》的特殊重视之意，对淮南王刘安著书寄怀、流誉后世的文化意愿的认同，既让《史通》与《淮南子》成为隔代辉映的经典杰作，也让他自己成为唐代历史上少有的能正视和褒评《淮南子》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