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的历史，始于约公元前1030年，到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横跨东周、西周、春秋、战国四个时代共计八百多年。东周和西周时期的楚国，偏安在长江中游一隅，远离中原的文化中心，被视为“蛮夷”。然而到了春秋时期，经过楚成王、楚武王、楚庄王的励精图治，和战国时期楚悼王、楚宣王、楚威王的连续兴兵扩张，最终楚国成为西起巴山、东到大海、北抵河南、南至南岭、横跨江淮的战国霸主之一，并在原有西南“荆楚”蛮夷文化基础上，充分学习，吸收并融合了中原文化，创立了独特的楚文化，其采矿、冶炼、制造上达到了先秦科技的高峰，作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为我们留下了辉煌的历史篇章。

在楚国历史上的迁都，基本方向是从西南一隅向东北中原方向移动，最后在公元前241年迁都到寿春（今淮南市寿县），直到公元前223年被秦所灭，而公元前262年，寿春作为楚国令尹（相国）春申君的封邑所在地，已经进行了二十年的大规模发展建设，使寿春不但成为楚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是当时的科技文化中心，因此寿春见证了楚文化的高峰和最后的辉煌，留下了大批珍贵文物，让我们今天得以一窥当年楚国的科技水平之高超，感受先秦华夏文明的巅峰。

在众多寿春出土的文物中，重达400多公斤的楚大鼎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作为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三足圆鼎，不仅因其圆口、方唇、鼓腹、圆底、拓耳的雄伟形态和丰富的纹饰成为今天国家公祭鼎的原型，同时其体现出的高超的科技工艺水平也同样令人叹为观止。从鼎身和鼎足上的铸造范线（也叫分型线）来看，楚大鼎是采用了12块泥（陶）范合铸而成，相比于与之齐名的后母戊大方鼎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同样是范铸的大型青铜器，楚大鼎表面的平滑和光洁程度大大提高，如此巨大的器型上几乎没有砂眼、气泡、渣孔、流痕、缩水和熔接线一类的铸造瑕疵，说明当时楚国的工匠已经超越了冷范铸造而熟练掌握了热范铸造技术。在鼎腹内部，没有任何范芯的支撑痕迹，可见当时采用了口下足上的倒扣范型，在倒扣范型下，口唇部位作为熔铜流动的最后充填部位，极易由于流阻和温度不均的原因产生瑕疵，而楚大鼎在口唇部不但没有瑕疵，且有笔画清晰，深度、宽度均匀一致的十二字铭文“铸客为集脀、亻告

脀、鸣腋脀为之”，由此证明当时楚国的工匠们对铜铅锡的配比，冶炼和泥范的温度调整，铸造过程中的排气和溶流控制均达到了青铜器铸造史上的最高水平，铸造品质远超同时期的其他大型青铜器，具备极高的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

另一件能体现楚国高超的金属冶炼和加工技术工艺的文物是寿春出土，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楚王银匜。该银匜呈无足平底瓢型，器形上光滑壁薄且线条流畅优美，内外分别銴刻“楚王室客为之”和“室客十”共九个字，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银质器具。由于自然界中银矿多与铅矿共生且主要以低品位的硫化矿形式存在，其冶炼和提纯难度远高于铜，所以春秋战国时代银器极少，多为铸造而成的形状简单且体积较小的银币或饰品，相比之下高度4.9厘米，口径12.5厘米的楚王银匜更显得弥足珍贵。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记载的炼银方法为汉代的“灰吹法”。战国时代的楚国工匠如何冶炼出大块的银制作器具，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不仅如此，该银匜并非采用铸造工艺，而是通过锻打而成，通体薄厚均匀且没有锻打和研磨的痕迹，可见当年精锻和抛光技术之高超。遗憾的是，该类银器的制作工艺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直到百年后的西汉才有了被称为“秦制楚风”的类似银器。

古楚都寿春的出土文物众多，灿若满天星辰，代表了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文明在金属冶炼和加工制作的最高水平，虽然只取其一二分析，也能让我们感到它所承载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了解这些文物的科学和艺术价值，不仅仅是对前人的敬仰，更能打造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