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大别山南麓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度过的。据大人回忆，我出生那天家里新建的三间土坯屋正在上梁，原址上的老房子拆掉了，新房子还没建起来，所以我母亲是在用竹笆子围起来的一个灶台前的柴火堆上把我生下来的。可以说我出生真的是生不逢时，是真正的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我出生时很顺利，与正常婴儿无异，但一直到三岁还不会说话，所以在村子里留下了个“哑巴”的外号。

虽然我三岁还只能啊啊乱叫，但好像并不弱智。在三岁多的一天，我母亲去地里干活，我跟在她后面撵路，平时最多撵到大门口就停住了，但这次不知何故，一直在后面跟，我母亲也没在意，以为我和平时一样走到门口就回去了，所以我在跟到离家大门50米左右的一个小水塘坝上时，一头栽到水塘里去了。也是命大，那天不知怎么的，母亲刚到地头又鬼使神差地回家一趟，当她走到塘边时，我已经飘到塘中央了。我母亲不会游泳，在母爱的驱使下，她拿着一根竹竿就跳进水里，在走到水淹到她脖颈的地方正好竹竿能够到我，她把我拖上岸。抱到门口，撬起灶台上的一口锅倒扣在地，把我放在锅底上控了十来分钟，我才哇地一声吐出水来，由此捡回了一条小命。更神奇的是大难不死还真是必有后福，此次溺水后不久，我居然慢慢学会了说话，而且成为了话唠子！

到了5、6岁以后，我的顽皮性格渐渐显露，成了小山村同龄小朋友的头，天天带着他们放牛、割草、摸鱼、捞虾，满山满岭打仗、躲猫猫。为此，没少挨我父亲打。我父亲打我基本不用棍棒等工具，也不打脸和屁股，而是把左手除拇指以外的手指弯曲成90度，然后用手指关节敲头（用当地土语这种打法叫爆栗子或咣栗子）这种打法因为有头发的遮掩即使下手很狠，除了头发里有个包外，外面是看不出任何痕迹的。我小时候真的是挨了父亲不少这样的打。

我印象最深的有三次挨打。一次是刚上小学一年级，跟隔壁村一个比我大但没有妈妈的孩子下课时玩恼了，在互相撕扯中，我一下把对方的裤腿撕成了几条飘带。那时候农村穷，做衣服的布都是自家织染的，质量差，穿的时间长了布都不结实了，加上反复浆洗缝补，质量跟纸糊的差不多。所以他的裤子被我一扯就成碎片了。由于他家是特困户，又没有母亲，估计除了这条裤子就再也没有换的了。所以，那天我第一次放学时被校长留学了，而且还被找来了家长，我被老师批评不说，还要赔他一条裤子，在离开学校后的路上，我当仁不让收到了父亲的一个“爆栗子”。

第二次挨打是因为放牛时贪玩，结果一不注意牛跑到邻村的稻田里把人家已经出穗的稻子吃掉一大片。如果它吃了就跑掉也没事，人家没证据找不到我头上。可恨的是这家伙吃饱喝足后不但没有走，反而躺在人家的田埂上十分享受地在反刍刚刚吃下的美味，结果被邻村村民牛赃俱获，牵着牛找到我家来了，我那时还在山上和小朋友疯着呢！后来我没找到牛就跑回家，父亲看到我，二话没说，就赏了我一个狠狠的“爆栗子”，我当时蒙蒙地也不知是为何挨打。这件事后来以我家赔偿对方几十斤稻子结束。

第三次也是放牛时带一帮小朋友在玩打仗，这次地点选择有问题，结果造成生产队重大损失，我也被父亲狠揍了一顿。我们那个生产小队有一口砖窑，在那个年代这个砖窑的副业使得我们小队比其他队相对日子好过得多，所以这个砖窑是生产队的命根子。那时候做瓦坯是技术活，先和泥巴，泥巴揉熟后切成小块，然后用细铁丝做成的弓把成块的泥巴再切成薄薄长条形，再把它放在一个布做的圆桶上，圆桶可以转圈，师傅一边转一边用泥刀慢慢压磨，压实成型后一次可以做成三片瓦坯子。刚做好的瓦坯是一个圆桶，要立在地上等一到两天，等半干时再扳开，码成垛子等待全干后再放进砖窑去烧制。那个垛子每片瓦之间要留有缝隙以便于干燥，所以这样的垛子不是很稳固。我们那天玩耍的地点恰恰选在那个堆了五六垛子瓦坯的大棚里，我们开始在垛子之间的地上跑，后来居然爬上了垛子，结果悲剧发生了，本就不是很稳固的垛子被我们上去一踩，瞬间倒塌，而且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一大棚几十万块瓦坯子粉身碎骨。当时我们都被吓晕了。事后怕我被父亲打，我哥哥连夜把我送到亲戚家躲了两天，好让父亲在家消消气，就那样，两天回来后还是被揍了一顿。这回调皮造成的损失，是我父亲和表伯一连几个月早晚加班，把摔坏的瓦坯全部做好还给了生产队。

我小时候虽然顽皮，但读书还算认真，也深得老师喜欢，正是有老师的鼓励，我无论在小学还是初中、高中，虽然劳动课占比较高，但语文数学我还是能按教材认真学习领会的，也正是这两门基础课，使得我在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成了最早一批受益者。

我的童年虽然生活穷苦，但是是健康快乐的。我的父亲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教育方式也相对简单粗暴，但他纯朴、正直、善良、无私，虽然我小时候挨了他不少打，但他的优良品质也深深影响了我。挨打并不影响我儿时那种最单纯、简单的快乐。也正是被他这种简单粗暴教育方式影响，使得我在成人后养成了做人心存敬畏，做事先想后果的性格特征，这无疑让我受益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