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以下简称“长三角协调会”）第二十二次全体会议在浙江丽水召开，苏浙皖的41个地级市和上海16个区都派出相关领域干部参会，这是又一次长三角“大家庭”的“团圆会”。

今年恰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五周年，而长三角协调会已召开22次。从时间跨度和历史渊源上看，协调会是“老大哥”，也是“奠基人”。不过这几年，“老大哥”的声势渐渐弱了，有参会者坦言，一些城市代表连凳子都没坐热就已先行离开。这是怎么回事？

长三角协调会最早能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1992年，15个长三角城市协作部门主任自发倡议设立联席会议制度。1997年，长三角协调会正式成立。前4次会议两年一开，2004年起一年一开。协调会有着自己的传统。开会时，各城市排序不按行政级别，而按首字笔画排序。2002年以后加入的城市，则按加入先后排序，话语权平等。有意思的是，会议举办地也是按照加入先后顺序确定的。

有一段时间，要想加入长三角协调会，还是件难事。要考察的指标很多，比如在区域范围内的区位、城市推动一体化能够起到的作用，以及加入协调会的主动性等。台州入会的故事让人津津乐道——20年前，台州就开始积极谋求加入协调会，当时台州市政府工作人员一一敲开专家的房门，只为推介自己的城市，为此还进行了一场答辩。2003年，台州被正式接纳为协调会成员，这是协调会首次扩容，成员城市由15个增至16个。不过台州能入会的根本原因仍在于城市实力，台州与宁波等协会成员在产业方面合作很多，最典型的是台州的吉利汽车，公司总部位于杭州，工厂建在宁波。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逐步推进，人们渐渐意识到，要将一体化成果释放出来，转化为区域整体发展优势，各个城市都要发挥作用，各个城市也都应该有一席之地，分别贡献“长板”，实现“抱团”价值。长三角一体化是全域一体化，一个都不能落下。于是，在安徽芜湖召开的第十九次长三角协调会上，吸纳黄山、蚌埠、六安、淮北、宿州、亳州、阜阳等7个城市加入城市经济协调会，实现对长三角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全覆盖。

长三角协调会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能是长三角各城市主政官员见面交流的唯一体制化机制化途径。而现在，这场会议只是各地“碰头”方式之一，类似的机会，甚至更好的机会还有很多。另外，从2018年起，长三角合作机制的常设机构“长三办”成立，来自沪苏浙皖的20多位干部在上海集中办公；从省到各个地级市，各地发改委也纷纷下设处室，专人专职对接融入长三角，推进一体化。从这个角度讲，协调会的稀缺性和重要性的确下降了。

那么，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放在今天，还有继续的价值吗？

2019年的安徽芜湖、2020年的江苏连云港、2021年的江苏徐州、2023年的浙江丽水……近几年，协调会都放在地理位置不在长三角中心的城市召开。主办协调会对于这些城市而言便是机会，在长三角各兄弟城市面前展示最新发展成果，打破刻板印象。“这次会议主办地连云港，位于长三角的东北角，这次大家来，也是比较辛苦的。”2020年，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樊金龙在会上说，不过到那年底，连徐高铁、连淮扬镇铁路、盐通高铁全部通车，连云港与长三角核心区的时空距离被大大压缩。

热闹了许多年之后，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入深水区，骨头就变得难啃了，各项合作机制总要多见面商量几次才能踏实落地，协调会仍是难得的机会。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基础设施组组长罗伟光参加了今年的协调会，“交通互联、政务互通，这些年长三角共同推进了很多‘看得见’的一体化成果，更多‘看不见的’体制机制协同将成为关键”。比如，三省一市危化品能在高速公路通行的时间段不同，这使得物流运输途中的时间成本增加不少，若能按照一定标准，统一规则和尺度，将有利于区域形成统一大市场。

在今年的协调会上，大家便聊了罗伟光最为挂心的“营商环境”。虽然会议名称叫“城市经济”协调会，但对话重点早已不单是经济范畴，除了“营商环境”，“绿色”和“科创”都是关键词。不仅分享好做法，参会者还不约而同开始聚焦跨区域的体制机制协同创新。

协调会见证了过去30年一体化的进程，如今，长三角正进入系统化体系化的关键时刻，见面、交流、沟通成为日常，搭建的平台逐渐多样化，长三角也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