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尚书

孙友虎《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荣获安徽省社科奖二等奖，令人欣慰，令人鼓舞。作者十年磨一剑，出鞘剑光寒，获奖当是实至名归。这一殊荣是多年笔耕的回报，也是淮南文史工作者的骄傲。行止无声鉴青史，淮上人杰自风流。《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撷取大量史料，旁征博引，聚焦并丰富了吕氏家族与同时代豪俊之间的人物关系，为研究吕氏家族文化现象以及北宋历史提供了有力佐证。其文化价值、文献价值、学理价值值得关注。

首先是文化价值。吕氏一门三相从宋太宗到宋哲宗，影响一百多年。北宋960年建立，1127年终结，前后长达167年。吕蒙正980年拜相，1011年离世，历时31年，是宋太宗时期著名宰辅。《宋史》称他“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上嘉其无隐。”宋太宗对他评价很高，说：“吕蒙正气量，我不如也。”吕夷简是吕蒙正堂侄，1028年拜相，1044年离世，担任首辅时间不算很长，但其品行才能获得宋真宗、宋仁宗的首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称他“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卒配食庙庭，为世名相。”宋仁宗评价说：“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吕公著为吕夷简三子，1086年宋哲宗举他与司马光一同辅政，1089年离世。宋神宗称他“其言不欺，如权衡之称物。”

在政治文化上，吕氏家族秉承杯酒释兵权之后注重“文治”，对文化以及文化人的倚重，形成一种文化伦理：政见相同，则登庙堂之高，政见不同，则处江湖之远。尽管如此，不加刑狱。这种政治伦理，是中国王朝政治中独特文化现象。而吕氏家族对北宋朝廷这种政治伦理的成型所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既重文治，必然抑制武功。朝廷裁减军力，弱化边备。在具体施政中，贯彻向辽人西夏政权纳岁贡，通过“转移支付”以换取承平的做法。吕蒙正、吕夷简在朝堂以及奏折中对养兵和“转移支付”进行过测算和论辩，结论是相比而言靡费大减，转移支付是划算的。在理学传播过程中，吕氏家族贡献巨大。北宋终其一朝对吕氏家族是信任、倚仗的，足见吕氏家族文化对中国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其次是文献价值。就体裁而言，编年录与年谱有异曲同工之处。记述内容主要包括人物行止、著作、人际关系、社会背景等。记述单一的历史人物，通常称之为年谱；记述某一类或有关联的数个历史人物，则称之为编年录。《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兼有资料性与史料考辨之长，其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作者征引了正史以及正史之外大量的文献资料，通过持续不断的认真采撷，汇编了海量的资料长编，在此基础上集中笔墨，以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的生平行止为基线，通过与他们过从甚密的相关人物行止相补充，填补了文献断点，校订了相关讹错，形成了系统可信的主体资料。形成书稿以后，又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在进一步搜集资料的同时，认真进行删削或增补，数易其稿方始定稿。书稿送交出版社以后，又经过反复修改打磨，消除了某些不经意的错误，成书质量非常之高。可以说，围绕宋代吕氏家族，尤其是吕氏家族中的代表人物进行研究的常见资料全部“一网打尽”；不常见的资料也进行了认真搜集，与正史等可信资料进行比对，拾遗补缺之后，人物资料更为完整。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这部“编年录”可以解决很多历史疑点或难点。

史料考辨也是本书的亮点。宋代尚文，产生了大量的文献，后世许多所谓“善本”书，多数是宋人的贡献。北宋政治环境宽松，文人士子对许多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往往各持观点，众多的文献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的记述，往往存在矛盾。加上后世的转述以及不同观点的叠加，许多史料并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经过认真的校订。史料考辨是做好编年录的基础性工作。作者通过不断修改完善，修订了许多常见性错误。“吕蒙正寒窑苦读”是一个砺志故事，不仅淮南地区传说广泛，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版本。有人认定吕蒙正寒窑就在八公山麓，言之凿凿。作者经过严肃的资料考辨，证明吕蒙正寒窑不在淮南。这是可信的。吕氏三相分出吕龟图、吕龟祥兄弟支派。吕龟图、吕龟祥入仕后官声好，人品正。吕龟祥任寿州知州，由于卓有政声，离任之时寿州百姓再三挽留，吕龟祥为寿州百姓的诚意所感动，落籍淮南。吕蒙正寒窑作为砺志故事存在，与史实相差何止十万八千！史料考辨是需要下苦工夫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因此，《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的文献价值是很高的。

再次是学理价值。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性著作，学理价值是总体价值衡量一个重要的维度。第一，《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借鉴年谱编纂的基本规范，以编年和纪事本末相结合的手法统率资料，最大可能地融会资料，在较为翔实地记述吕氏三相个人行止的同时，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人物记述是中国传统史书最突出的亮点之一，治史者必先识人、辨人，这是价值判断的基础，也是史书褒贬的依据。人们推重人物年谱，是因为从年谱中能够获取有用资料。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是融会资料的最佳方法，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第二，《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将推此及彼、连类而及的细节处理方法运用到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是同时代的重要坐标，围绕这一坐标，许多相关的事件与人物次第展开，相互弥补，相互印证，是治史者常用手法。编年录自然离不开这一方法。作者为了说明某些历史细节，表述历史观点，坚持这一手法的作用，在编年录里出现了同时代的许多人物，人物关系的表述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历史细节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第三是文献、文征各有层次。文献与文征为治史者最常用，无论是同源互见，还是异源互鉴，对于展开历史叙事都具有直接作用。《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在使用以及处理上都特别讲究。特别是一些史料的辨析，本身就是文献与文征相互印证、互为表里的结果。第四是坚持开放的研究方法。《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准备工作很早，成稿后坚持打磨，加之出版社的从严要求，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本书体例的进一步完善。作者坚持兼听则明的研究方法，听取了不同的意见建议，为成书的高质量打下基础；在资料的搜集与考辨上，也是坚持开放的研究方法，成就了内容宏富的特点。

《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荣膺省社科图书二等奖，是对这部著述的肯定。它树立了一个坐标，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社科界特别是文史界同仁的士气。只要做好选题，坚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