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胜盼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略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为保护故宫文物，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国宝南迁，共运出珍贵文物13427箱又64包。从1933年2月至1949年1月，南迁、西上、东归、北运、迁台，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辗转十余省之后，全部南迁文物几无损坏，无一遗失，堪称奇迹。“祝勇故宫系列”最新力作《故宫文物南迁》选取这段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历程，为读者勾勒出国难之下，中华优秀儿女舍生忘死共同保全民族文化之根的浩荡征程。

近些年来，祝勇以文学的形式建造“纸上的故宫”，完成一个文化学者以当代视角对古老文明进行的独特解码与重述，已成为文坛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2023年5月，《故宫文物南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全书正文共分9章：烽烟南渡、徘徊京沪、钟山风雨、西迁南路、西迁中路、西迁北路、沦陷之城、东归北返、一宫两院。《故宫文物南迁》像是《故宫六百年》的接续，又像是将《故宫六百年》的结尾进行了展开和放大。作者“意犹未尽”的写作感觉与读者“似曾相似”的阅读体会两相交融，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效果，《故宫文物南迁》似乎本身就是带着浓烈的“代入感”面世的。

故宫文物南迁，过程惊心动魄，精神可歌可泣，从文学的角度看，是不可多得的创作素材。很自然，读者会在《故宫文物南迁》里品出小说味道。比如书中“从皇宫到博物院”等章节，以及“皇妃革命”等片段中，都以故事细节的叙述和场景转化的技巧制造出强烈的画面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祝勇身兼作家与纪录片导演的双重身份，使得他笔下的文字既沉稳扎实，又灵活跳跃，作者将翔实的考证与鲜活的文学表达运用得游刃有余，从独特角度展示了一个丰富深邃的古典中国，小处生动，大处磅礴，充满了一个文人与学人对于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读来犹如细嚼橄榄，回味无尽。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故宫文物南迁也是一场持久战。战线拉得很长，其中艰辛自不待言。“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更不用说在污浊黑暗的政坛上，还有各种明枪暗箭引而待发。”《故宫文物南迁》，是一本厚重之书。“厚重”不仅在于体量上的“厚重”——700多页的篇幅，更在于内容上的“厚重”——篇篇写满了血泪，页页承载了苦难。为保文物安全，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等三十多位北平文教界人士认为北平各文化机关所藏的许多珍贵文物是“表扬国光，寄附着国家命脉、国民精神的，”“是断断不可以牺牲的。”在保卫国宝面前，宁可抛头颅洒热血也决不将“国之重器”弃之不顾或拱手让敌。这种慷慨赴死的气概，有谁说不是在面对另一个抗日战场呢？故宫文物南迁之所以最终能够取得胜利，也决不是单单依靠一批文化精英或国民政府军队，这是一场全中华儿女参与其中的战斗。故宫文物南迁，让故宫人与途经地区的乡土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至今仍存留在乐山安谷乡的“功侔鲁壁”牌匾，就是一例生动见证。

90年后，祝勇回望故宫文物南迁这段不应被历史烟尘所裹挟而去的历史，《故宫文物南迁》写得很辛苦，也写得很深情。在写作的两年中，除了在故宫博物院查阅档案文献，作者还去多地博物馆、档案馆查找资料，采访当年参与那场文化长征的后人，并以影像记录的方式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可以说，祝勇和他的团队伙伴是将文物南迁长征路重新走了一回。“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当年前辈们保卫国宝安全是出于一种义不容辞，那么祝勇写作本书初衷自然也是一种义不容辞。这种“义不容辞”殊途同归，即为“视国宝为生命”为核心的典守精神。

著名作家王蒙说：“祝勇以文学的方式书写故宫，对于传承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很有意义。”按祝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试图用文字筑起一座城”。如果要为《故宫文物南迁》寻找一个定位，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的评价是切中肯綮的，“故宫文物南迁，创造了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承载着深刻而意味隽永的国家命运和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