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这一生，只喝一种茶。

大伯十八岁时离开宋家坝去部队当汽车兵，转业后，他回到离老家一百多公里的盐厂当了国企工人，依然开大货车。大伯不到五十岁内退，因为婶娘和三个孩子农村户口的拖累，他宿命般回到原点。终其一生，大伯也只是努力给堂姐争取到一个内部招工的机会，却无法把全家人搬离开宋家坝。村民们看大伯的目光复杂而怪异。大伯心中的苦涩与酸楚转化为在村民们面前的傲慢与高高在上——毕竟，他是有退休工资的。

大伯从不喝老家场镇上买的苦茶，似乎喝一口，他就把自己的身份降格成了与宋家坝村民一样的农民。堂姐偶尔回来省亲，雷打不动准给大伯带回从那个城市买的香茶。返城前，大伯还不忘叮嘱她下次回来一定记住要买茶。

我一次也没有喝过大伯的香茶，无以比较它们与父亲咕咚咕咚灌进肚皮的那些苦茶有多大区别。大伯的香茶，绝不能泡在木桶里——似乎一口五大三粗的容器是对香茶的亵渎，就像好马应配好鞍。退休回村后，哪怕是挽起裤管下地劳作，大伯依然端着自己的茶缸——一个白的搪瓷茶缸，上面还漆着“盐厂纪念”四个暗红的油字。后来，那茶缸已不复当年的纯白，那四个字也不再像他刚退休时那样鲜艳，但它们依然是大伯自觉鹤立鸡群的证明，虽然彼时从他脸上滚落的汗珠并不比从其他农民脸上滚落的少。

大伯农闲也喝茶。这在没有终年饮茶习惯的我们村有些不可思议，有些惊世骇俗。农忙时的茶钱支出，尚可与新置办一把磨到不能再磨的镰刀、打回两斤解乏的土酒相提并论。农闲的茶，就很奢侈了——没有农忙时的粮食收入，再饮茶，就有了“坐吃山空”的败家嫌疑。正因这样，农闲时，大伯的茶喝得就格外与众不同而悠哉惬意。也许是对“划一根火柴能走三转”的弹丸场镇不屑一顾，曾经都市难为小街的大伯基本不上场镇，他家的一切吃穿用度，都由婶娘一手操办。每逢赶场的日子，大伯早早就起了床，他端一盅清茶，坐在面朝村路的石墩上等来来往往的村民陪了笑脸与他打招呼，或者看村民们看他背后那座全村唯一的二层砖瓦房时，眼神中羡慕的目光。大伯很受用那样的目光。

一杯茶，无论它香得如何登峰造极，在刮过田野的风面前，终单薄寡淡，抵达不了远在另一块地里劳作的村民鼻翼。在村民们眼里，它或许平凡到与村庄大大小小木桶里的茶水般别无二致。不明就里的卑微本不成为卑微，在这一点上，伯父香茶的优越感全然不如他背后的楼房那般显性、可视。

老实说，大伯待了二十多年的那座城市一马平川，是工业小城，根本不产茶，堂姐前些年给大伯带回来的那种茶，近些年在我们场镇也有能买到，大伯却一根筋只喝从那城买的茶。那茶，上世纪末期还像留洋镀金归来的学子一样让人望而敬畏，这两年，竟泛滥到遍地皆是，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大伯捧在手里的茶，如凝固剂一样，胶结着他对那座城精彩生活的回忆，也像效果不太好的信号屏蔽器，试图将他与他脚下的宋家坝割裂，却并不彻底。大伯的傲骄带着一种撕裂的痛，我一时说不出那种痛到底是什么。

再往后，大伯越来越苍老了，就像我被汗水腌渍，被宋家坝的土地揉搓到萎缩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大伯每天都呆呆地端着他那遍身脱瓷的白茶缸静坐在瓦房的屋檐下，大伯像是从他背后的墙上抠下来的一些旧砖的堆砌。村庄里，早开起了小茶馆，农闲时，人们吆五喝六喝花茶，打纸牌去。一幢幢堪称豪华的小洋楼先后拔地而起。大伯家的瓦房，成了村庄舞台剧中唯一的小丑，舞台下艳羡的目光也早已换作鄙夷。最后，观众一哄而散，只剩捧白茶缸的伯父把没有观众的戏默默坚持到底。

大伯如茶，他被沸腾的岁月冲荡，在形而上与下之间浮浮沉沉。大伯那些年喝茶，仿佛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仪式，似一场行为艺术，有哲学的况味，有些孤高，有些落寞。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姐下岗离开盐厂，成了城市失业者。她跟着先于她下岗的大姐夫回到宋家坝，在场镇租下一个门面，修家电。至此，大伯的香茶史戛然而止，像是一首岁月静好的悠悠古筝被命运之手粗暴扯断了琴弦。大姐“铁饭碗”的丢失和香茶无以为继的现实对大伯的打击是双重的，他一夜老去。

而今，大姐和大姐夫去了深圳创办小企业，两个堂兄相继在镇上买了房子，我们一家也举家搬离了宋家坝，大家都有了更好的生活，只剩大伯生前的荣耀——那栋二层楼的老瓦房有些歪歪扭扭地呆在那里，三十多年前曾红亮无比的砖墙早已发灰发暗。瓦房旁边就是大伯的坟茔。大伯前年在山坡砍柴，失足滑落坡下……婶娘轮流跟着两个儿子过。当年夫贵妻荣风风火火的婶娘患了阿尔兹海默症，一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常常让两个堂哥为寻找她焦头烂额。

去年夏天，我回了一趟老家。大伯的坟前，刺槐、泡桐、苦蒿、黄荆咋呼呼蓬生出一大片。我那些年闻嗅过的大伯的香茶气息随吹过宋家坝的风远去得无影无踪。旷野之上，大伯喝过的香茶的一切形、色、意、味都如云烟般过眼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