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老马二审宣判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决定去看看他。

尽管我并不知道见面后应该跟他说些什么，甚至连他现在是怎样的一副面孔都不清楚，但我依然觉得应该去看看他。不为别的，只为我俩三十多年来难以言说的交情。

时间回到三十多年前，那真是科学的春天、文学的春天。作为师专中文系的同班同学，因共同痴迷诗歌，让我俩结下了不同于一般同学的亲密关系。多少回，我们在灯光昏暗的学校操场上把酒临风，彻夜畅谈，激情四射的青春在海涅和拜伦的诗歌里自由徜徉。我至今记得老马在一次喝得醉醺醺的状态下，望着满天的星光轻轻吟诵海涅的诗句：“死亡是凉爽的夜晚。”之后，他突然站起身，张开双臂高呼：“我要写一辈子诗，我是缪斯最虔诚的赤子！”

那晚，我坐在原地冲他笑，却没有勇气喊出像他那样的豪言壮语。

三年后毕业，我们一同回到家乡。我被分到一所乡村中学教语文，老马却阴差阳错地进了十几里外的一个乡政府，做了文字秘书。或许从那时起，就注定了我俩要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当教师的工作平静而无聊，每天上完课，我就躲在狭小的单身宿舍里看书，我差不多把身边能找到的书都读了个遍。那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正红遍全国，我在一根蜡烛照亮的床头下，永远记住了巧珍对高加林说的那句话：“加林哥，你如果不嫌弃我，咱两个一起过，你在家里待着，我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

烛光下的我被感动得泪眼朦胧。而那时，躲在十几里外乡政府的办公室里，老马还在加班加点地写材料。

后来的傍晚，他经常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车头上挂一包猪头肉和一瓶古井酒，跑来找我喝酒。有一回，两杯酒下肚他终于倒出了满心的委屈，说：“同样师范毕业，凭啥你就能做老师呢！”

那时教师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比乡镇干部脸上有光。通过多年修炼，我的文章开始在各类报刊发表，老马因为每天沉沦于公文写作，几乎远离了诗歌，因此我相信他对我的羡慕是发自内心的。

人生的发展真的难以预料。因为写作上的成绩，五年后我被调往文化馆专业搞创作，老马已经升到副乡长。又五年，他到文化馆做馆长，我还在搞创作。那时，他的腰身越来越肥，头发也梳得越来越光亮，再无半点诗人的气质了。

在文化馆的二三年里，我们少有来往，偶尔在一起吃饭也是单位的集体活动，更没单独谈过诗歌和文学。只是在我出版《淮上花鼓灯艺术概论》时，他努力帮我争取到了一笔宝贵的资金支持。

书出版后不久，他离开文化馆去了组织部。之后的很多年，他做他的官，我搞我的业务，彼此很少联系，此处当然可以省略。

老马干到副县长的那一年，我已经出了五本书，都是关于地域文化研究的。经费争取上我没请他帮过忙，书出来后我也没送给他一本。

现在，隔着一张桌子，一头白发的老马就坐在我面前。

“你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他说。老马进去后，之前成天围着他的下属和朋友们统统不见了身影。

时过近二十年，我俩又单独坐在了一起。再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这两年我放下了地域文化研究，觉得应该写写自己了，于是就有了这本叫作《如果来日方长》的随笔集。

我从挎包里掏出来送给他。

“当年要是跟你一样去教书该多好啊！”他说：“老同学，给我签个名吧。”

我掏出笔来给他签名。

“如果来日方长，书名好啊！”他顿了顿，又说：“如果来日方长……我又能做什么呢？”

“如果来日方长，你还是当年的老马？”我说。

我看见他的眼泪掉了下来。

“这些年收过那么多礼物，都不如你的这本书珍贵。”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