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姚铁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七个年头了。近年来，一直想为他老人家写点文字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了。

伯父原名姚成立，1918年3月出生于安徽桐城。1934年因家境贫寒从桐城中学辍学，先后到上海、汉口的工厂当学徒工人，1938年3月受八路军积极抗日的影响，抱着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毅然从汉口奔赴陕北参加革命。1939年6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到中央党校学习，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知识。1940年担任中央党校俱乐部主任并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伯父受命组建冀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尖兵剧社），1946年8月，他带领文工团参加土改工作，并担任鲁迅艺术学校教育长。解放后，伯父任二十兵团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天津警备区政治部青年科、文化科科长。1952年5月任中央军委直属政治部青年处副处长、处长，总参政治部组织处、青年处副处长、处长。1963年5月以后，任内蒙古军区（大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期间参加了“支左”工作，担任内蒙古报社主任，自治区文教办党组书记、主任。1979年调回北京，任基建工程兵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中共基建工程兵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军职专职委员。1983年1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离休，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在歌声中走向革命

1934年伯父因家贫辍学，离开安徽桐城老家到上海招商机器厂当学徒工，1936年随厂搬到汉口，1937年底参加了汉口业余歌咏团，这个歌咏团是地下党组织的，到歌咏团教唱歌的都是一些有名望的大音乐家，有冼星海、张曙、刘雪庵、盛家伦等。当时，郭沫若是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厅长，冼星海、张曙是第三厅音乐科正、副科长，张曙是地下党员，他是业余歌咏团里的主要教歌者，一般的演出是他指挥。伯父天生一副好嗓子，冼星海、张曙两位大师对伯父也是悉心指导，伯父成为歌咏团的骨干，并参加了由著名导演金山拍摄的《最后一滴血》，田方、王莹是男女主角，女主角王莹是导演金山的妻子，后来金山与王莹离婚，同周总理的干女儿孙维世结婚了。男主角田方后来也到了延安，与著名演员于兰结婚了。由伯父主唱电影插曲《江南三月》，可惜因为战乱电影最后未能拍摄完成。在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略中国，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危亡时刻，伯父就是唱着这些救国救亡的革命歌曲，激发起强烈的爱国热情，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延安中央党校俱乐部主任

伯父是1938年3月到达延安的。伯父曾跟我讲过，当年他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出发，走了七天七夜到达延安，一路艰辛可想而知。到延安后，先后在抗大预科二大队和工人学校学习，期间参加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1940年后担任延安中央党校俱乐部主任后，伯父以其扎实的工作作风、敬业的工作态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彭真、教育长黄火青的直接领导下，把延安中央党校的文化生活组织的丰富多彩，凡是在那里学习和工作过的同志，无不津津乐道。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代会上，延安中央党校俱乐部被授予“文化模范”称号。伯父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一书中有一篇回忆文章“延安中央党校的文化生活”,详细回忆了延安中央党校的体育活动、文娱活动。党校的运动场地，是学员们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建成的。中央党校有各种球队，篮球队、足球队和排球队，总队长是孙志远（七军首任政委），队员都是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有廖汉生、聂鹤亭、曹里怀等，党校的球队经常和外单位比赛，还参加了1942年延安“九一”运动大会。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积极的、昂扬的、向上的、活跃的。

中央党校文艺方面人才济济，不仅自己编演秧歌剧，如《兄妹开荒》《拥军花鼓》等节目，还能排演苏联话剧《俄罗斯人》《前线》，特别是1943年下半年，由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它生动地、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个主题，1944年1月9日晚，毛主席看后，非常高兴，连夜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信，祝贺他们演出成功，称赞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伯父回忆，中央领导同志来中央党校看戏的很多，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林伯渠、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来过党校看戏，“七大”开会期间更为集中。

《国际歌》是每个共产党员都会唱的，但党校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学员们唱的译词不十分准确，唱法也不完全一致。1942年经肖三和鲁艺的音乐工作者共同努力，把歌词译得更准确了，词和曲调的配合更合理了。根据彭真同志的要求，党校的学员、工作人员都要会唱新改过的《国际歌》，于是用了两个课外活动时间，集中全校学员、工作人员在大礼堂集中学唱，由伯父一句句教唱。彭真同志作了动员，他说：党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在党校把《国际歌》唱统一了，将来再回到全国各地，在全国也就唱统一了，要求大家认真学唱、唱准确、唱好。一时间，雄壮的《国际歌》声，飘扬在宝塔山下、延河水畔。

受命组建冀东军区文工团（尖兵剧社）

伯父回忆，他是1945年12月离开延安，奔赴冀东的。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日本鬼子即将投降的前夕，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遭受了灭顶之灾。1945年7月1日，冀热辽军区副参谋长才山、尖兵剧社社长黄天率剧社赴军区所在地玉田演出途中，于7月4日在遵化杨家峪村遭遇日伪军包围，才山副参谋长、黄天社长等30多人壮烈牺牲。这是一支功勋卓著的英雄剧社，日本鬼子称之为“一个文化八路顶得上一个连的作用”，因为它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筑起了反抗日本侵略的钢铁长城。伯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危受命来到了冀东，足见组织对伯父的器重和希望。重组文工团需要人才，伯父向组织建议请来了李劫夫，这是一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劫夫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调来了后来蜚声文坛的“三剑客”黄河、刘大为和管桦，黄河在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作曲家、书法家；刘大为在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文化部首任文艺科科长，《解放军报》记者、总政文工团编导，作品《南进路上》曾被选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学语文教材，作品结集《刘大为文集》4卷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管桦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将军河》，其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更是家喻户晓。正是聚集这样一批才华横溢的文化八路，任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的伯父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此期间，为了培养部队文艺宣传干部，伯父在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中权的直接领导下创办了冀东鲁迅艺术学校。1946年，伯父和李劫夫分别带了两个队在昌黎、乐亭、滦县搞土改，结束时就招收了一批初、高中青年学生入伍入学，共160多人，校址就在遵化的马兰峪，伯父任教育长，负责学校全面工作。这批鲁艺学员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遍布全国各地，培养了不少好干部，大都是师、团职干部，数名少将，特别是还出了一个十四届中央委员、济南军区政委曹芃生上将。1945年到1949年，伯父一直担任冀东军区文工团主要领导，期间多次组织文工团到部队宣传慰问，在冀东昌黎、唐山开平镇等地慰问演出时曾被敌围困，在伯父的指挥下均成功脱险。1947年7月，伯父光荣地出席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会讲话，选举郭沫若为第一届文联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

革命战争年代，伯父虽然没有在前线横刀立马、冲锋陷阵、杀敌立功，但他以文艺战士特有的方式宣传政策、组织群众、打击敌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在总政治部审定的伯父生平中写到:姚铁同志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受了各种考验，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为部队的政治建设和发展奉献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