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 陈 静 周 强

鄂豫皖苏区与正阳交通分站

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随后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地区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一批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鄂东北特委领导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豫东南特委领导的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皖西特委领导的皖西革命根据地于这段时期相继建立，豫东南和皖西两块根据地紧紧相连。三块根据地的红军武装番号分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第32师和第33师，但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军部。

随着这一地区整体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实现三块根据地党和红军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成为鄂豫皖三省党组织的共同心愿。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0年4月成立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后来改组为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各根据地红军也统一番号，进行改编，后来形成红四方面军。6月成立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正式建立。鄂豫皖边特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这一地区包括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英山（当时属安徽省）、寿县、颍上、合肥等县，淮南地区的武装斗争从此纳入更大范围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范畴。

淮南地区具有良好的革命基础。早在1923年12月，淮南就建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党组织寿县小甸集特支，直属党中央领导。至大革命失败时的1927年7月，寿县已经有瓦埠小学支部、城关支部、窑口集特支、堰口集支部等4个党组织。其后虽然革命陷入低潮，但淮南地区的党组织却继续发展。到1928年底，淮南地区已经建立起区委2个、特支2个、支部20多个，有党员200多人。

1929年冬，上级党组织在正阳关建立交通分站，站址在正阳关南大街马家行一间香烟铺内，归属中共中央在安徽肥东设立的交通中站。寿县中心县委也在正阳关北门外盐锅巷口开办馄饨馆作为联络站。后来党史界称前者为“大站”，后者为“小站”。两站都有掩护地下工作，为中共中央和苏区搜集情报、输送人员及传递文件等。中共中央委员、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与夫人张琴秋就是从上海乘火车到蚌埠，再乘轮船沿淮河至正阳关，由正阳关交通分站接应，护送到鄂豫皖苏区的。

淮南地区的三次武装暴动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淮南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深受鼓舞。1930年11月7日，在中共凤台县委领导下，白塘庙（今桂集镇境内）一带30多个村庄的党员和互助会员共1000余人手持大刀、红樱枪结集，举行武装暴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淮南地区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暴动，暴动虽因敌人镇压而失败，但在淮南地区的红色历史中影响深远。

193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巡视员方英（即寿县人方运炽）在寿县瓦埠上奠寺召开中共寿县、凤台、阜阳三县党的联席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决定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利用寿县控扼长淮、接近津浦、毗邻苏区、夺取寿县就能控制皖北的特殊地理位置，适时在寿县发动武装斗争，扩大苏区外围斗争。会上成立了中共皖北中心县委（寿县中心县委），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寿县正阳关，指导寿县、凤台、阜阳、颍上、太和、固始、新蔡、息县、霍邱9县工作。3月29日，皖北中心县委领导了瓦埠暴动。瓦埠暴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淮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暴动，虽然暴动失败了，但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意识，沉重打击了当地地主豪绅的反动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对苏维埃政权“围剿”的压力，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到5月底，红四军取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10月27日，寿县、凤台两县县委和寿县瓦埠区负责人在寿县召开联席会议，中央特派员李英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决定成立寿凤游击大队，李英任政治委员，寿县县委书记曹鼎任大队长，凤台县委书记唐志远任副大队长，凤台县委委员程东方任政治主任。不少瓦埠暴动失败后隐蔽下来的同志参加了寿凤游击大队。11月3日，寿凤游击大队170余人，到达紧邻凤台县的颍上县黄家坝（今黄坝乡），协助当地党组织举行农民暴动，遭到颍上县红枪会和国民党凤台县大队的袭击和包围，黄家坝暴动失败，寿凤游击大队领导人李英、曹鼎、唐志远、程东方等83人壮烈牺牲，还有一些被俘的游击队员被国民党疯狂屠杀。劫后余生的游击队员后来大都辗转到苏区参加了工农红军。 (下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