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两岁那年，我四岁的姐姐高烧成脑膜炎却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姐姐夭折了，此事让我的父母后悔了一辈子。

我身子骨弱，又挑食，感冒便三天两头找上门来。有了姐姐的教训，父亲再忙也必丢下手里的农活，把我往公社（现在的镇）卫生院背。医生叫宋文安，多次接触后，我开始喊他宋大哥。宋大哥胡子都快白了，比我父亲还年长，辈分却不高，和我同辈，他家住我们村河对面，世世代代以看病为生，到他这一代成了公立医院的医生。看病的过程照例是望闻问切。宋大哥望了望我通红的脸，让我张大了嘴伸出舌头，让他看舌苔。他用三根手指把住我的脉，然后开始询问我父亲是清鼻涕还是黏鼻涕之类的。最后，他开出几颗花花绿绿的药片。

我娇气的喉咙是吞不下整片药的，药杵就该派上用场了。不同于捣碎花椒、海椒、玉米的石臼，药臼文弱了许多——白白的，杵与臼都小巧玲珑。看擂药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宋大哥握了瓷杵小心把药片碾开，再密密细捶，直到药片碎成粉末。然而药毕竟是苦的，兑了白糖，依然让我生厌。一番连哄带吓，药总算灌进了我的肚子，我昏昏欲睡，回家的路便忘记了远近。第二天醒来，我又成了一个四处野跑的娃。

现在想来，宋大哥用中医的诊断方式开出了西药。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也许并不算伟大的创举，却深得我心——那一碗一碗大剂量的苦中药水可是小孩子的梦魇啊！

但是，宋大哥并非不开中药。西药见效快，急性病用急效药。民间有“西药治标，中药固本”一说，遇到顽固老病，就得中药出马了。卫生院药房里负责秤药的医生动作麻利到让人眼花缭乱。只见她一手提秤，一手拉开药匣，她尖起五指抓出一撮草药丢进秤盘，秤杆一平，又开始抓第二味药……那时没有塑料袋，牛皮纸摊开来，药倒在上面，她熟练打包，用绳索捆扎。从递处方单到拿药结束，只需一两分钟。

接着便回家熬药。我家没有熬药罐，左邻右舍的，大家都习惯了借用。父亲拣几块石头，在灶房门外的空地上搭出小灶。火已经燃起了，上面有一个黑黑的药罐。药罐以红泥烧制的为最佳，铁罐次之。大火烧开，黑黑的泥罐上轻烟袅袅，父亲褪去两根木柴，只留一点明火慢慢煎药。过一会儿，父亲滤出药水，掺入冷水，再煎。总要如此三四遍，一副药才煎成。父亲心细如发，怕火大了，怕药煳了。这样精细的活儿，他舍不得拿给母亲去操持。

我是带着宋大哥开的中药进的高考考场。1995年高考前夕，许是紧张，许是劳累，我被感冒击倒了，吃了几天的西药，无济于事。父亲带我去找宋大哥。在他的印象中，我只“服”宋大哥的药，宋大哥似乎就是我高考的救世主。这副药吃到7月6日还剩三顿，我就揣着用矿泉水瓶装的中药水走进了高考考场。那一年，我名落孙山，我心里的苦涩比中药的味道还浓，我总觉得无用的自己辜负了太多，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自己，甚至也对不起宋大哥的药。

如今的我喜欢运动，身体尚好，感冒不再经常光顾我。偶尔，我在饭桌上聊起当年看病的事，父亲说宋文安大哥早已过世。有一年，我回老家，在卫生院原址看到一栋四层的新楼，那是新卫生院。卫生院那几间灰墙黑瓦的砖瓦房已荡然无存，宋大哥使用过的白瓷的药杵怕是已不知所踪，而父亲当年借用过的药罐也不知又去了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