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往往要作出许多选择，有的选择只关乎个人前程，有的选择却关涉甚广。由此想起两个人来，一个是宋代的苏轼，一个是晚清的曾国藩。他们面对人生抉择时，分别选择了“出言”和“出山”。

如果不“出言”，苏轼很可能当上宰相。他才华横溢，诗文书画兼通。北宋嘉祐年间举行殿试，宋仁宗回宫后对皇后说，我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可以做宰相的人，指的就是苏轼与其弟苏辙。

苏轼不仅聪明，还肯放下身段，专心做事，为官颇有政绩。倘若他只想光宗耀祖、获取个人利益，当王安石推行新政有人趁机作法时，他可以装聋作哑；当旧党卷土重来尽废新法时，他也可以不为新政的一些合理举措辩护。如此一来，他定能左右逢源、荣华富贵。但面对看不惯的事情，苏轼还是不管不顾地“出言”了。为此，他从前程远大的京官，被贬为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后来，由于“乌台诗案”，又先后被贬至黄州、惠州、儋州担任小官。对此，他却毫不在意。

倘若不“出山”，曾国藩的一生也许会过得简单而舒适。他27岁被赐同进士出身，起点比苏轼低，做官的运气却比苏轼好。十年七迁，他不到38岁便成了正二品的礼部侍郎，以后的升迁空间也可以想见。

清咸丰二年，曾国藩母亲病逝，他回湖南老家丁忧，按惯例，必须守孝三年。然而一年未满，朝廷就令其以在籍侍郎身份帮办团练。曾国藩是读书人，从来没参与过训练军队，平时也没读过多少兵书。何况，当时咸丰帝病急乱投医，一口气就任命了43名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不过是其中之一，他想拒绝，很容易找出理由。然而关键时刻，曾国藩选择了统兵作战。这并非出于什么“人生设计”，他只想着，自己一个农家子弟“受恩深重”，如今朝廷有需要，理应放下个人得失。

评价一个人，最基本的维度就是担当。所谓担当，并非是对利益的精确算计，亦非最终抵达成功的彼岸，而是临事不惧、遇损不惜、得失不悔。当林觉民决定参加黄花岗起义时，他知道自己可能会牺牲，于是才写下《与妻书》，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当蔡元培走进京师大学堂时，他一定也考虑过自己的治校之举可能会遭遇强硬抵抗，但仍选择了执着前行……倘若没有担当，碰到事情怕这怕那，便只能平庸度日，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与己无缘。

苏轼的“出言”与曾国藩的“出山”，表面看千差万别，实际上，却拥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舍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