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今天的淮南市，地跨淮河，得天地之厚爱钟灵之毓秀，英杰迭出，彪炳千古。

淮南先贤，他们或是在中国政治文明天空上划过一束耀眼的星光，或是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上留下清晰而深刻的脚印，或是在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中占有一席之地，或是辅佐一国之王用言行影响着历史的走向，或是隐身乡野以美好德行教化风气……他们中有以特定之身份走进了淮南大地，有用揖别之姿态走出了淮南大地，无论是走进者还是走出者，他们人生的一个关键节点是在这里，他们与淮南山川同在，他们是淮南历史上的星光。

春秋战国——

辞让与主治，是季子和宓子的不同选择

智慧与谋略，是孙叔敖和春申君的人生呈现

今天的人们不会想到，历史的风云际会让孔子时代的两个名人在淮南大地上驻足，他们分别是季子和宓子，前者来自南方的吴国，后者来自北方的鲁国。淮南大地成为他们终身的符号或生命的栖息地。

季子，名季札（前576年—前484年），又称延陵季子、延州来季子，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封于延陵（今江阴地区），后又封州来（今淮南地区）。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吴王寿梦生前就想立季札，季札力辞，才立长子诸樊。寿梦死后，诸樊又让位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淮南子·道应训》说：“延陵季子，吴人愿一以为王而不肯。”季札不仅品德高尚，而且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出使鲁、齐、郑、卫、晋、徐等中原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季子在鲁国“请观于周乐”的情景。《淮南子·主术训》说：“延陵季子听鲁乐而知殷、夏之风，论近以识远也。”司马迁在《史记》赞叹道：“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史记·吴太伯世家》）

季子在春秋战国人的心目中地位极高，他与孔子同时代，且年长于孔子，有“南季北孔”之誉。

季子曾经的封地州来，就在今天的淮南市境内。遥想季子当年在出使鲁国等中原国家的途中，必定在地跨淮河两岸的州来驻足——路长且阻，必须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安心歇息。封于州来的季子也必定对这块土地极度重视，因为这是吴国通往中原各国的桥头堡。

季子之后，宓子沿着季子曾经走过的路线从鲁国出使到吴国。同样是路长且阻，加之疾病，宓子没有走完他的出使之路，中途停在了淮河支流淝水的岸上。这个由渡口形成的集镇今天叫做瓦埠，两千多年前宓子因病停留在这里，最终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

宓（fú）子（前521年或502年—前445年），字子贱，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的学生，72贤人之一。孔子认为他有治国的能力，鲁国君主任命其为单父宰。宓子没有推辞，而是用高明的手段治理单父。

《吕氏春秋》说：“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亦治单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理。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逸。’”这则故事是成语典故“鸣琴而治”的出处。

《论语·公冶长篇》记载了孔子对宓子贱的评价：“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被孔子称为“君子”的宓子贱，70多岁病逝于瓦埠。今天的寿县瓦埠镇留有宓子墓，建有宓子祠，瓦埠镇亦被称为“君子镇”。

宓子病逝之前100多年，淮南大地已经成为楚国的版图，彼时的国君楚庄王在令尹孙叔敖的辅佐下，成为春秋五霸。

孙叔敖（约前630年—前593年），春秋时楚国令尹（宰相），一生政绩卓著，尤以治水最为世人所称道，淮南大地上留存的天下第一塘——安丰塘（芍陂），相传就是他主持修建的。2015年，比都江堰早300年的水利工程安丰塘（芍陂），成为安徽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楚令尹孙叔敖作芍陂，灌田万顷。”（《汉书·循吏传》）今天的安丰塘（芍陂）畔，坐落着一座祠堂，名曰孙公祠，又名楚相祠、芍陂祠，是为纪念孙叔敖而建。

孙叔敖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人。《吕氏春秋》《淮南子》都讲述过孙叔敖的故事——

其一是孙叔敖免三怨：狐丘老人说：爵高、位尊、禄厚，就有人妒、主恶、众怨这“三怨”。孙叔敖说：“我的爵位越高，我的欲望越小；我的官做得越大，我的野心越小；我的俸禄越丰厚，我布施得越广。以此来避免三怨可以吧。”

其二是孙叔敖请封寝丘：孙叔敖临终前对儿子说；“我死了以后楚王封赏你，一定不要接受富饶的封地，要选择沙石之地。靠近越国的边界有一块土地叫寝丘，因为贫瘠人们都认为那里不好。你就请求楚王把寝丘封赏给你，这块土地能保证你和你的子孙都平安无事。”

大智若孙叔敖能有几人？要论谋略，另一位楚国令尹春申君黄歇算得上一个谋略家。

黄歇（前314年—前238年），战国时期楚国令尹，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楚国迁都寿春后第四年，被杀于寿春棘门。淮南大地上留存有黄歇陵墓。

黄歇登上政治舞台已经是40多岁，50多岁成为楚国令尹，若是没有谋略，很难驰骋于政治舞台25年。黄歇的谋略首先表现在他以辩才拯救危难的楚国。据《史记》《战国策》等典籍记载，在楚国面临灭顶之灾之时，楚顷襄王被迫把都城迁往陈县，国家岌岌可危，楚顷襄王只能向秦国求和。派谁出使秦国最合适？“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公元前272年黄歇出使秦国的结果是不负众望，挽救了楚国。

谋略的第二个故事是“出身遣楚太子归”的壮举：“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于秦，秦留之数年。楚顷襄王病，太子不得归。”黄歇出计谋，“楚太子因变衣服为楚使者御以出关，而黄歇守舍，常为谢病。度太子已远，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归，出远矣。歇当死，愿赐死。’”逃回国后的楚太子，在楚顷襄王病逝之后即位，为楚考烈王。

以上两个故事表明，没有黄歇的谋略，便成就不了楚考烈王，楚国的历史也会因此改写。　　

汉唐五代——

斯文淮南肇始刘安，清廉寿春发轫时苗

乡贤莫若董邵南，忠臣实乃刘仁赡

淮南大地文风浩荡，滥觞者西汉淮南王刘安也。

刘安（前179年—前122年）汉高祖刘邦之孙，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建都寿春的淮南王刘安，求贤若渴，招贤纳士，寿春成为当时学者方士的集聚地。刘安也凭个人的才情学问博得史家的青睐——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上说：“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亦说刘安：“辩博善为文辞”。这是刘安斯文的个性。

《汉书·艺文志》记载：“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群臣赋四十四篇。”这是刘安斯文的才华。

此外，《汉书·艺文志》记载：“《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说：“作《内篇》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为《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这是刘安斯文的学识。

尤其让我们敬重的是，刘安擎起了屈原这面旗帜，并将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发扬光大，让文辞与思想，浪漫与现实，与世推移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

《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记载：刘安著《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地理志》又载：刘安“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刘安对屈原和《离骚》的评价，被司马迁记录在《史记》里：“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文如刘安，郁郁乎文哉！高蹈如刘安，独立乎世间！

刘安推崇“志洁”“行廉”，在东汉的寿春令时苗身上得以生动体现。

时苗（150年—220年），东汉末年钜鹿人。据《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时苗入丞相府，被曹操任为寿春令。为官上任时，时苗乘坐一辆牛车来寿春。一年过后，母牛生一小犊。卸任后，群吏说:“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力劝将牛犊带走。但他说:“令来时本无此犊，犊为淮南所生有也。”

这就是“时苗留犊”的故事。这个为官清廉的故事从曹魏时代开始流传，17世纪的时候，有画家托名元朝画家钱选创作了一幅《时苗留犊图》，如今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寿春的百姓为了纪念这位两袖清风的廉洁官员，把小牛饮水的水塘称为“留犊池”，在牛犊出生的地方建了一座“留犊坊”。之后又盖了“时公祠”，小巷也因此得名“留犊祠巷”。

时苗为官一任，青史留名；董邵南则隐居乡野，彰显德行。

董邵南，寿州安丰人，生卒年不详，因与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是好友，我们因此知道董邵南生活在唐朝中期；又因韩愈为其写过诗文，后人才得以知晓董邵南的品性和德行。

“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嗟哉董生。朝出耕，夜归读古人书，尽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渔。入厨具甘旨，堂问起居。父母不戚戚，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识，惟有天翁知。”这是韩愈在《嗟哉董生行》中的诗句，对隐居家乡、行义孝慈的董邵南进行了赞美。

董邵南的德行在韩愈诗文的推介下，誉满四方，影响后人，其家乡改称为隐贤，留有董子墓、董子读书台、董子祠。

寿州城内曾建有“忠肃王庙”，是为了纪念南唐将领刘仁赡。

刘仁赡（900年—957年），彭城人，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名将。

公元956年到958年，江淮地区发生了一场后周与南唐之间的战争，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被称为“淮南之战”。这场战争跨3个年头，其中，寿州之战就长达1年零3个月。此间，后周军队兵临城下，南唐官兵坚守城池。城外烽火连天，得失频繁；城内飞石如雨，忠诚如一。这场战争中，南唐朝廷虽然无力，但南唐的有些将领却表现出了英勇无畏、忠贞效国的精神，比如刘仁赡。

《资治通鉴》等书记载，后周军围困寿州1年多，城里粮食已尽。刘仁赡的小儿子半夜里划小船偷渡，被抓住后，刘仁赡下令腰斩，左右官员求情于刘夫人，刘夫人说：“军法是不能徇私的，名节是不能亏损的。如果饶恕了他，刘家就会成了不忠的家庭，我和他父亲还有什么面孔去见将士们呢！”

欧阳修说：“仁赡既杀其子以自明矣……自古忠臣义士之难得也！”北宋时期修建起来的寿州城，专门为守城大将刘仁赡建了“忠肃王庙”，以兹纪念。

宋清两朝——

吕氏家族树大根深，孙氏家族枝繁叶茂

家教出俊杰济济绳绳，家风传后代绵绵延延

大宋一朝，文治天下，亦官亦文者比比皆是，尤以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最为有名。而与这些名人同时代，能身居相位成宰执者，“吕氏最盛”。元人修《宋史·吕夷简传》曰：“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

所谓“三世四人”指的吕氏家族诞生了四位宰相：吕蒙正为太宗朝与真宗朝的宰相；吕夷简是仁宗朝的宰相；吕公弼是英宗朝的副枢密使、神宗朝的枢密使（相当于副宰相）；吕公著是神宗朝的枢密使，是哲宗朝的宰相。三世四人宰相中，除吕蒙正外，其他三人皆为寿州吕氏。这要从吕龟祥说起。

吕龟祥，吕蒙正之叔，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中进士，官拜殿中丞，担任寿州知州，全家迁居寿春，“子孙遂为寿州人。”（清李兆洛《凤台县志》）吕夷简为其孙，吕公弼、吕公著为其曾孙。此外，吕公著之孙吕好问是高宗朝的尚书右丞，也属于执政官；吕好问之子吕本中是南宋前期的著名诗人；吕本中的侄孙吕祖谦是南宋中期的著名学者……诚如宋人王珪所说：“天下之人谈衣冠之盛者，必以吕氏为世家。”

清朝后期的寿州，流传着“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的美谈，这个故事发生在寿州城内的孙氏家族中。治家极严的孙崇祖，对五个儿子的教育写在书房里的对联上：“光阴迅速，纵终日读书习字能得几多，恐至老无闻，趁此时埋头用功；事世艰难，即寻常吃饭穿衣谈何容易，惟将勤补拙，免他年仰面求人。”最终，埋头用功的五兄弟先后登科，老大孙家泽、老二孙家铎是道光年间的进士，老五孙家鼐成为咸丰九年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老三孙家怿咸丰二年举人，老四孙家丞是优廪生。一家五兄弟四个官至侍郎，而状元孙家鼐，则在光绪四年（1878年）与翁同龢授读光绪皇帝，累迁内阁学士，历任工部侍郎、署工部、礼部、户部、吏部、刑部尚书。1898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受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管理学务大臣，1900年后任文渊阁大学士、学务大臣等。

寿州吕氏和寿州孙氏，两大家族人才济济，其成功的内核动力是家风和家教。无论是吕氏的“持正”还是孙氏的“勤俭”，这些家风家教都是建立在中华文化之根上的集体认同，是世代家族成员的价值标准。

尤让我们景仰的是寿州吕氏和寿州孙氏能把家风推己及人，惠及社会民众——吕本中撰《蒙童训》，作为家塾训课之本，后世广为流传；孙家鼐则创办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开现代教育之先河。

站在更高层面，把家风伸展到学风，将家族教育提升到学校教育，这是寿州吕氏和寿州孙氏对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是传承，更是守正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