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有过太多的理想，老师、作家、科学家，等等，都曾在脑海挥之不去，唯一没想到的，是成为一名生意人。

小时候受家庭氛围影响，也做过一生意，乡村小本生意做得格外随意、惬意。

记得做的第一桩买卖是去卖糖棍，批发的价格一分钱一根，可以卖到一分五或二分钱。暑假时走街串巷，有时会碰到亲戚，自尊心很强的我遂掩面而去。糖棍是玉米粉做的，里面掺了糖精，焦脆，放在蛇皮袋里，往肩上一搭，就成了小贩。遇到集市，运气好能立马售罄。运气不好时，颗粒无收。

有一次在赶去邻村庙会的路上，中途遇到雨，所有的糖棍全部瘫软成坨，人也淋成了落汤鸡，我在雨声中号啕大哭，宣泄以失败告终的生意人的悲恸，这是少年最痛的记忆。

大姐也做生意，她和同伴坐船到河东地界收草辫儿。草辫是用泡软的麦秸秆做的，用棒槌槌过，阳光下闪烁金黄的光芒。大姐和堂姐走了十多公里，走到河南小村，她们挨家挨户吆喝着收辫子。有一次敲人家的门，隔着门缝传来一声断喝：“没有，收走了。”

大姐对堂姐说，声音这么像姑姑。她们终于让女主人不情愿地开了吱吱呀呀的木门。于是她们看到了香椿树下一脸惊愕的远嫁河南的姑姑。

大姐每次讲这个故事时都忍俊不禁。真是巧，大姐说，生意都做到咱亲姑姑家去了。

相对于大姐，少女时代一直致力于卖雪糕的四姐，她的故事平淡无奇。夏天是她最繁忙的季节，她蹬车的速度一定要赛过冰棍融化的速度。如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你曾见过北方乡村小道一个姑娘蹬一辆破旧自行车疾驰而过，路面上洒下点点滴滴的冰水，她也许就是我的四姐。

那只精致的衬了棉垫的木箱，在四姐自行车后座安放了许多年，以至于她出嫁后每次听到街上有“卖冰棍”的吆喝，都情不自禁追忆她过往的岁月。

三姐不知是什么时候开起服装店的，我刚上中学时她就在服装店里忙活，有时我去也没时间招呼我。我就看三姐永远面带微笑胸有成竹地和乡亲们讨价还价，即使舌战半天没有成交，她也是客客气气，彰显“生意不成仁义在”的商家之道。

后来她的服装店迎来一批批新老客人，三姐也一发不可收拾干了三十多年，至今她仍然在服装店里忙活。一些曾经年轻貌美的姑娘和我三姐一样已失去青春靓丽的容颜，我回到乡下，她们身边已子孙满堂。提起我三姐赞不绝口，看，你三姐，好人哪，这件衣裳，还是在你三姐店里买的呢。她们眼角已有了鱼尾纹，那些不再合身的衣服给了她们温暖的回忆。

我的父亲是个生产队长，他劈柴喂马，也经营庄稼。农闲时，就赶着牛车用瓷碗去换废品、还有粮食，然后再卖出去赚个差价。

父亲每年冬天都会远行，他寄住在闹哄哄的车马店里，抽着劣质的卷烟，也偶尔抿几口散装的高粱酒。

父亲并不是一个幸运成功的商人，他的生命在五十三岁那年，永远定格在大雪纷飞的回家路上……

在南方，我也终于成了一个生意人。很多人看到我写作、出席公益，以为我是一个专职作家、志愿者，却不知我是一个生意人。

生意不大，勉强糊口，在这个城市也终于立足。和一些生意人不同的是，我抗拒着人们“为富不仁”“义不理财”的思维定势，努力去做一个有温度有良心的生意人，只待盖棺论定时，会得到一些公正公平的评价：这里躺着一位好心的生意人。如此，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