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是个大一统王朝,同时也是个短命王朝。其存续时间为公元266-316年,不到51年时间;其大一统时代从公元280年平定东吴、统一南方开始,至公元304年十六国中匈奴族汉国和氐族成国建立为止,只有短短的24年时间。西晋后来亡于匈奴族刘氏汉国,晋怀帝、晋愍帝先后被汉国俘虏,结局比北宋徽、钦二帝被金兵押送北上还要悲惨许多:晋怀帝被汉昭武帝刘聪安排宴会上使“青衣行酒”,就是穿着奴仆的服装负责给宾客倒酒,宴会结束,晋怀帝也被杀害;晋愍帝更为屈辱,刘聪“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执盖”。先是在酒席上挨桌倒酒,散席后还得清洗餐具,刘聪上洗手间出恭,又让晋愍帝端着马桶盖侍立一旁。晋愍帝屈辱如此,后来还是难免被杀。
西晋灭亡之前,镇东将军、扬州刺史周馥曾提出过“迁都寿春”的建议,如果朝廷采纳周馥的建议,不仅两位皇帝的悲惨结局可以避免,甚至西晋王朝或许能够续命百年以上。周馥,字祖宣,因“理识清正,兼有才干”,晋惠帝时被举荐担任吏部郎,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第一副部长。周馥忠于职守,秉公行事,“选举精密,论望益美”,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累官至扬州刺史。三国时扬州为魏、吴分割,魏扬州治所设在寿春,吴扬州治所设在都城建业(今江苏南京市)。魏平吴后,为强化对南方新占领区域的控制,将两个扬州合并后的治所设在建业。周馥担任扬州刺史时,根据他的活动轨迹,扬州治所已经回迁到寿春。
事情发生在西晋永嘉四年(310年)十一月。持续16年的八王之乱虽然已经结束数年,但是对西晋朝廷、社会和老百姓造成的伤害却更为凸显,在八王之乱中崛起的匈奴族汉国已经占据了山西、河北、山东大片地域,其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与洛阳的地理距离仅200公里,匈奴军队经常向南攻掠,西晋都城洛阳几乎成为前线。此前一年,中原地区大旱,黄河干涸可涉,匈奴骑兵不用渡船,就可以跨过干涸的河床打到洛阳城下。晋怀帝在天时地利缺失的状况下,依靠人和,取得两次洛阳保卫战的胜利。还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洛阳城的士庶南迁,百姓流亡,原来20多万人口的城市此时仅剩3万余人,并且时时处于匈奴骑兵的南下威胁之中。
反观寿春,《晋书·伏滔传》载其著作《正淮论》描述说,寿春“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薮泽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产草滋之实,荒年之所取给”。伏滔是东晋学者,伏滔描绘当时的寿春,不存在一丁点的虚假成分。北方从八王之乱开始,已经经历了10多年的内外战争,而淮河以南除了遭遇过一些民变政权骚扰外,一直相对平静,寿春遂而发展为晋代大城市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忧国忧民的周馥认为,“群贼孔炽,洛阳孤危”,于是“乃建策迎天子迁都寿春”。策书说,“戎狄交侵,畿甸危逼”,“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北方河朔地区“萧条”,西方关中地区“险涩”,南方江汉地区“多虞”,只有东南“淮扬之地,北阻涂山,南抗灵岳,名川四带,有重险之固”,“且运漕四通,无患空乏”。因为“圣上神聪,元辅贤明,居俭守约”,因此迁都寿春可“用保宗庙”。周馥还表示,只要朝廷同意迁都寿春,“臣谨选精卒三万,奉迎皇驾”。为了规避类似于董卓、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嫌疑,周馥还主动提出,朝廷迁都寿春之后,自己转任江州(治所于今江西九江市),以示其“敢竭忠诚,庶报万分”的忠于皇室、勤于社稷的意愿。
策书送达洛阳朝廷,晋怀帝阅后,转执政大臣东海王司马越商讨执行。司马越可不是个凡角,他是八王之一,在八王之乱后期参战,相继铲除其他参乱诸王后,自任太傅、录尚书事,专擅朝政,朝臣中但凡怀疑与自己不一心的,皆杀之。晋怀帝是在司马越毒杀晋惠帝之后被推上皇位的,因此晋怀帝并无实权。
司马越与周馥有过节。周馥曾“以东海王越不尽臣节,每言论厉然,越深惮之”。司马越视周馥为政敌,周馥迁都寿春之策“不先白于越,而直上书,越大怒”。就是因为周馥之策先呈皇帝,后达权臣,引起司马越震怒,他不顾国家生死存亡,也不管此策是否可行,仅仅凭意气用事就断然拒绝。事情到此还没结束,司马越又暗中命令与周馥同城的淮南太守裴硕“图馥”,裴硕遵命袭击周馥,兵败退保东城(今安徽定远县),向驻守在建业的琅邪王司马睿求援。司马睿正想在江东自立门户,扩大地盘,于是出兵“攻馥于寿春”,“旬日而馥众溃”。忠心耿耿的周馥后来被擒,忧愤而卒。
西晋王朝随之进入不可控状态。次年四月,司马越死于内战征途,西晋10万大军被汉将石勒2万轻骑全歼,西晋再无直归朝廷指挥的部队。六月,汉军大举会攻洛阳,“洛阳饥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晋怀帝准备迁都开封附近黄河岸边的一座军营堡垒仓垣城,结果洛阳城里找不到车辆,黄河岸边找不到船只,只能困在首都坐以待毙。汉军攻陷洛阳后,俘晋怀帝,杀皇太子及士民3万余人,并在洛阳纵兵抢掠珍宝,这是中国历史上华夏民族中央政权的首都第一次沦陷于少数民族军队,史书称之为“永嘉之乱”。后来,西晋遗臣于长安拥立晋愍帝,结果长安又于建兴四年(316年)十一月被汉军攻破,晋愍帝也成为俘虏,西晋完全灭国。
设想一下,如果周馥的策书建议被采纳,西晋朝廷于半年前迁都寿春,历史的走向将如何发展呢?我想的话,至少有这样几种前景:第一,西晋不会灭亡。洛阳濒临黄河,河北就是匈奴汉国控制区域,当然将攻取洛阳作为战略目标。如果西晋迁都寿春,匈奴政权暂时鞭长莫及,这样占据北方的匈奴族汉国与羯族赵国就会提前分裂,互相火并。事实上西晋灭亡后,这两族没有了共同敌人,不到3年就分裂为两个敌对国家,10多年一直打得你死我活,这就给南方政权带来了喘息机会。第二,东晋不会建立。东晋开创者司马睿在皇族中属于疏族,根基不牢,人望缺失。他刚下江东时,江南士庶对他并不待见,几个月都没人登门拜访。只是西晋没有了,南方士族和民众基于生存需要,才推举他成为皇帝,建立东晋。如果西晋迁都寿春继续存在,就断然不会有东晋的诞生,东晋百余年就是西晋续命的百余年。第三,寿春前途无量。淮河以北的密集水网是阻挡北方民族铁骑的天然屏障,江淮之间和长江以南富庶的经济足以支撑王朝命脉,寿春就会成为战时首都,“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被誉为晋武帝再世的晋怀帝就会成为抗战领袖,后来南方的宋齐梁陈四朝皇帝,大凡有血性的就会有样学样。这样中国古都城市的东向延伸就会从当时的西安→洛阳→南京调整为西安→洛阳→寿春,寿春的前途就会无可限量……
历史没有假如,只有兴叹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