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峰

前年秋冬，我多次行走瓦埠湖东南岸边，从小甸集到上奠寺再到瓦埠街的路上，遇到背着书包放学的孩子，突然怀想，他们是不是从百年前附近邢家岗上的一间私塾里走出来的，这些孩子中有曹蕴真、方运炽、曹渊、曹云露、曹鼎、曹广海……他们的家就住在附近，教他们的先生叫张树侯。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是，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在百年前的穷乡僻壤里，有一个启蒙者在这里点燃了革命的火苗，并在以后若干年创造了安徽革命的奇迹。

一

张树侯祖居瓦埠湖东岸，东淝河边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叫张老郢子的村庄。他在《金氏家谱》序中说：“悠悠我祖，本自武林，有明洪武，迁于寿春”。到了他的祖父辈，人丁兴旺起来。于是，又在老郢子四周新辟了四个村庄，分别叫东、南、西、北岗，张树侯家住在南岗，务农为本，重视读书，称为耕读人家。由于家境贫苦，家教严格，上学的人都十分发奋用功，成绩优秀。在不长时间里，百十口人的家庭，有七人考上秀才，他们分别是张树侯的叔祖父张积钰，三个叔叔张善凯、张善仕和张善璞。张树侯的父亲张子兰，二哥张希乔和张树侯，所谓：“一门七秀才”。

在双庙集镇迎河村，我们找到张树侯的孙子张培老人，几间孤瓦屋立于大片青麦之中，门前池塘，几只麻鸭，秋风老树，甚是清寂。老人说，爷爷二十多岁时，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与家族中的人闹了点不愉快，受了点委屈，他带着自己的母亲、妻儿从祖居地张老郢子搬到几十里外的妻子的娘家小甸集曹家岗一路之隔的邢家岗，依靠曹家亲友帮助，盖了四间草房，居住下来。

安顿好家人后，他就抛妻别子，浪迹天涯了。秀才出身，放弃科举，怀着革命抱负，参与反清运动。张树侯先是在寿州城里与柏文蔚、孙毓筠等组织“阅报书社”“强立学社”，后入安庆武备练军营等密谋暴动，“走杭州，客吉林，屡濒于危”。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安庆马炮营起义，到上海组织地下革命联络处，又返回家乡，参与淮上军等……民国建立，军阀当道，政局混乱，国事日非，决心不再参与军政。力拒孙中山邀请担任总统秘书之职，黯然隐退，课徒乡里，同时致力于书画金石。

1916年，51岁的张树侯因为遭到当时的皖督倪嗣冲通缉，潜走六安，经鄂入川，九月返家，从此决定，不参军政，隐居教学。一个半生困顿奔走、亡命天涯的游子，最后还是故乡接纳了他，他也以博学多识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回馈了故乡，隐居乡里，继续干他的教书老本行。在《抵家》一诗中他写道：

人生久别须欢乐, 漫把闲愁搅我心。

壁间古画犹高揭，架上书籍森成列。

人生百年已过半，从此不作风尘客。

因为张树侯娶小甸集曹氏为妻，又投靠曹家来此安家，曹家岗与邢家岗一路之隔，三里多路，离得很近，因此，他的学生中，大部分都是曹氏家庭的子弟。如果按这一年计算，他的学生中，曹蕴真15岁，曹渊14岁，曹广化11岁，方运炽10岁，曹鼎9岁，曹广海8岁，曹云露6岁……

二

曹鼎烈士的孙子曹拥军把我们领到了小甸集老街中段，他指着小甸集特支成立所在地曹氏宗祠的遗址对我们说，他家就住在祠堂的斜对面，在老街正中间开了一家大门朝东的“永丰斗行”。因为宗祠地点狭小，有时地下党开会，就到老街背后我家的大屋子里开。因为家里富裕，爷爷跟张树侯念书，张树侯只要一上街，就会到我家喝酒。因为张树侯名气大，找他写碑刻碑的人太多，学生们一边上学，一边要轮流帮他拎写字刻碑的工具，跟着他走村串户。因为我爷爷在学徒当中年龄偏小，到人家去，没人看得起，也很少逮到机会干活。但有一回，张树侯背着人家，放手让他刻碑了。结果，干得很漂亮，受到称赞，我爷爷感到很有面子。

教书有多种多样，教师也有多种多样，有的教师只是逐字逐句地讲解和死记硬背，教好教坏是另外一回事。张树侯却不是这样，他的半生历练，在探索多灾多难的国家出路的过程中，他渐渐明白，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组织——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在教学中，他向学生们传播革命思想。有时候三言两语，就把做人做事的道理和为之奋斗的目标说透了。

学生曹蕴真是中共小甸集特支第一任书记（1923冬—1924.3），1901年出生于瓦埠镇一贫苦农民家庭。因为住在邢家岗邻村，幼年时，就读于张树侯门下。在教学中，张树侯向他讲述自己早年与孙中山、陈独秀的革命交往，讲述徐锡麟、熊成基、黄花岗石德宽烈士事迹等，传授民主革命思想，在曹蕴真幼小的心中播下了改革社会的种子。后来，他到芜湖、上海求学，1922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受党组织派遣，1923年冬，回到家乡参与组建安徽最早的党支部——中共小甸集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直属党中央领导。1924年5月入黄埔军校，后回乡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夏赴武汉参加北伐。1927年10月因病不幸逝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中共小甸集特支第二任组织委员方运炽也是张树侯的学生，他1906年出生于瓦埠竹园村。先随张树侯念私塾，后入瓦埠小学就读。1923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与薛卓汉、曹蕴真等回乡建立中共小甸集特别支部。1926年冬，党中央选派其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以“第三国际”东方特派员的身份回国，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安徽视察和指导工作。1931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正式成立，被推选担任省委书记。此时，他正在皖北巡视，未能到任，书记职务由王步文代理并兼宣传部长。同年3月27日，在寿县上尊寺召集寿、凤、阜三县县委联席会议，发动震惊江淮的“瓦埠暴动”，揭开寿县人民武装斗争的序幕。1932年12月，被张国焘所谓“肃反”不力，惨遭迫害、折磨，殉节于红四方面军进川陕途中，年仅26岁。

三

曹渊烈士之子曹云屏在《求索》一书回忆：“树侯先生的故居即曹家岗村西的邢家岗，父亲曹渊即跟随先生读书，他的学生多走上革命道路。除曹渊外，尚有曹广化、曹云露、曹鼎、曹广海、陶久仿、孟靖、方英等烈士。父亲曹渊学习成绩很好，书法也很好，很受先生钟爱。关于父亲和树侯先生之间亲密的师生关系，我曾多次听到乡间传说。因为先生是书法家，乡间求字的很多，但先生脾气有点古怪，往往不知原因就被碰了回来，但你只要找到曹渊去请先生写字，就会获得成功了。两家也时有来往，记得我家屋里所挂的中堂即树侯先生所书写的篆书。家人告诉我，我的名字即是先生所起，另外还起了一个乳名叫‘东黎’，意思是黑暗即将过去，东方黎明，曙光在望。”

“一门三烈士”的事迹在寿县家喻户晓。曹渊1900年出生于小甸曹家岗。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中共党员，叶挺独立团一营营长，北伐军攻打武昌时壮烈牺牲，年仅26岁。周恩来赞扬他“为谋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牺牲了，这是非常光荣的”。叶挺称他是“模范的革命军人，且是我最好的同志”。

当曹云露得知二叔曹渊在北伐军攻打武昌战役中光荣牺牲的消息，他悲痛不已，化为力量，毅然离开学校，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共产党。1939年9月在湖北被捕后被押送浠水县，在狱中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百般利诱，始终大义凛然，坚持斗争，威武不屈。1939年10月2日壮烈牺牲，时年29岁。

曹少修是曹渊烈士的二哥，曹云露烈士的二叔。他比张树侯小20岁，不是学生胜似学生。按曹姓辈份，张树侯是他前辈，受其影响，张树侯曾推荐他投考安庆陆军小学，因视力不良，未能入选。不久，在上海参加同盟会，致力于革命活动。1947年9月，解放战争中64岁的曹少修留在淮西根据地，被国民党寿县县长王镇华逮捕。关押中，敌人软硬兼施，百般利诱，曾捏造一封家书，叫他签字，劝其儿子曹云鹤投降，遭到严词拒绝。就义前，叫看守拿来纸笔写道：“吾弟渊，为革命而死；吾侄云露，亦为革命而死；今吾亦死，一门三烈士，足以光荣吾门庭！”

小甸集曹氏“一门三烈士”，正是张树侯妻子的娘家人。

四

1927年“四·一二”惨案，蒋介石发动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革命陷入低潮，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张树侯曾以书愤诗二十首抨击，其中云:“风云义烈感沧桑，痛哭血花溅沪江。新义三民嗟幻影，神州暗淡恨茫茫。”

张树侯的儿子张曙云早年自上海大学随周恩来至广州入黄埔军校一期，后加入共产党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张曙云困于时局，感到前途迷茫时，来信向父亲询问时事。张树侯复信道：“当今青年，如大海孤舟，方向为主，一时逆风起处，澎湃狂澜，则飘荡中流，不知所止，尔曹其勉乎哉。”鼓励儿子在时代潮流中，认定目标，立稳脚跟，不要随波逐流。正如韩愈《师说》中所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张树侯的孙子张楠1939年参军，任新四军连指导员，在抗战中英勇牺牲，是革命烈士。

这一年，张树侯在回答友人时说：“宁汉分裂，蒋汪合流，玉阶举事南昌，前景如何？余曰：总理联共，非为一党之私，乃天下为公之至意。中共主义，仲甫为余道之甚详，然以世界潮流合吾国国情观之，共产主义适为吾国所需。总理倡苏俄为师之说，吾意民生主义之实例，非中共莫属。设吾及身见之，必书‘德奉三无，功安九有’八字为中共颂。余老矣，君如身践其世，当谓余之预意不虚也。”（《晚菘堂谈屑》）

这个反清斗士，民主志士，胸中已然明了：“中共主义，合吾国国情，共产主义，吾国所需”。于是大胆预测，中国共产党必得天下。

任何革命都需要思想者的启蒙，张树侯以自身参加反清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切身经历，得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他向学生们灌输革命思想，成为小甸集革命策源地的启蒙者。在小甸集这个穷乡僻壤，1923年冬，建立了安徽第一个直属中央领导的特别党支部。如今，这里被建立了安徽第一面党旗园，在耸入云天的纪念碑下，在苍松翠柏簇拥的陵园里，长眠着先生的一群学生，漆黑的大理石墓碑上，铭刻着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是曹蕴真、方运炽、曹渊、曹云露、曹少修、曹鼎、曹广海……目前所知张树侯学生中，曹广化最富有传奇色彩，他有勇有谋，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先后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张树侯学生中唯一幸存的开国将军，官至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2004年4月21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我们在铭记革命者的觉醒和牺牲时，也不应忘记启蒙者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