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41年，楚国与其它诸侯国一同讨伐秦国，败于秦国而撤退。楚国向东迁都到寿春，叫做“郢”。这也是国家“正史”文献里最早出现的“寿春”名称，即今天的寿县。自此，寿春便成了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到公元前223年秦国灭楚。

历史上的楚国从荆山沮水边上立国，到在楚山淮河岸边灭亡，前后大约经历了八百年时间。因此，考古学界认为：“楚文化成长于江汉，扎根在江淮。”这就意味着具有八百年国史的楚国文化，从诞生到成长、从渐趋发展到高度成熟的累累硕果都留在了江淮之间，留在了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寿春及其近郊，也就是淮南市西部一片地带。

1980年，省博物馆印发的《安徽文博》杂志资料记载，上世纪初叶，“古寿春”的核心地区，即今天的淮南市寿县城及郊区、谢家集区蔡家岗、杨公镇一带。1931和1932年，淮河中游先后发生特大水灾和旱灾，许多灾民饥寒交迫，背井离乡。1933年，在淮河南岸，时任朱家集国民党联保主任朱鸿初，伙同伪保长庞子平，以“救荒”为由头召集劳力，明目张胆地干起了盗掘“李三古堆大墓”的勾当。参加挖掘的人计168名，从农历3月19日开始，挖了92天，于5月22日才发现铜器。接着越挖越多，主要是青铜器及零星石器，据知情人说不下4000多件。当时，这一“盗宝”事件迅即疯传开来，“报章竞载，寰海喧腾”。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执政的“安徽省政府”迫于社会各界压力，不得不出面干预，下令马上封闭掘开的墓室，严禁继续再挖。因而，此次盗掘墓只挖了少部分，剩有大量遗物被重新掩埋。可是，在当局追缴所盗文物时，发现盗出的文物被地方豪绅和官僚、商贾抢先巧取豪夺，尤其是大型青铜器已有数件被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的文物商贩们盗买盗卖，他们私下托人花钱购买，然后又出高价雇用挑夫，偷偷摸摸地运往外地。

第二次盗掘是在1935年，民间传说仍是由“地头蛇”们牵头，他们采取夜间盗掘、白天睡觉等隐蔽方式，同时运用“三步一齐走”手段，即：一边挖、一边分、一边卖，或者是化整为零分别藏匿，就这样陆陆续续挖出文物数百件，但还是没有把墓室挖到底，没见着墓棺。而按照一般常识，存放墓主人棺椁的地方，即主墓室部分，恰恰应该是陪葬品最精华和最集中所在。

1938年，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驻扎安徽。该集团军总司令、时任安徽省省政府主席的桂系军阀李品仙，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个人一向贪财却又道貌岸然，假道学气十足，附庸风雅喜欢古董。这年冬，他得知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没有挖出棺材，还有许多宝贝物件没有取出，便动用三个连的兵力，借口“执行军事要务”，派遣工兵遮遮掩掩地对大墓施行了一次浩劫。当打开大墓后，朝野上下针对军阀的恶劣行径，一片哗然，连蒋介石都被惊动了。一座恢宏、壮观的楚文化宝库——楚国王者身份的大型墓葬惊现于世。

根据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景聃先生《寿县楚墓调查报告》中介绍，该墓墓主为楚幽王熊悍；对第一次盗掘的数千件文物，毕竟由前安徽省政府下令收缴了一部分，并且多为大件重器。其中青铜器有：铸客鼎、王后升鼎、太后匜鼎、熊肯匜鼎、乔鼎、集饾鼎、太子鼎、王后簠、王后镐、太子镐、集炉、太后鉴、铸客甗、铸客镐、浅腹勺，以及石器等计712件。后来出土的文物经追缴可收存的一部分，由前省立图书馆派员与寿县交涉，运往安庆馆，另一部分保存于寿县。因安庆当年是安徽省省会。抗日战争爆发，曾将这批文物运送寄存在四川的前故宫博物院，后来又经转移到重庆、乐山。直到1948年，这批楚器才运抵南京，存前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几经周折，1953年这批珍贵文物才最终落存于合肥省博物馆。

特别是那件享有“天下第一”盛名的“楚大鼎”，我们从那斑驳陆离的表面，阅读到了沧桑的历史，它是古老的东方勤劳、勇敢、富于创造力的人们超群轶伦才智的结晶，它是历史上的楚人带给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惊喜和强烈震撼。早在上世纪中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先后来到安徽，亲临省博物馆或寿县博物馆，观赏过楚王墓出土的楚大鼎以及鄂君启金节、楚金币、越王者旨于赐剑等文物，给予了高度赞赏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