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晋纪》这样记载“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典故：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十一月，淝水决战前夕，“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部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仔细注意一下，淮南人熟知的寿县古名寿春竟然变成了“寿阳”。其改名原因许多读者都知道，是为避东晋简文帝司马昱之母简文太后郑阿春之讳。但其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是西晋司马皇室中的疏族，封爵是琅邪王。在“八王之乱”后期，司马睿南渡而坐山观虎斗。西晋灭亡后，司马睿以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为都，建立东晋。郑阿春先嫁田氏，夫死后再嫁琅邪王司马睿。司马睿称帝后，郑阿春生子司马昱。晋元帝死后，皇位在司马昱之兄晋明帝司马绍一系传承3世6帝50年。咸安元年（371年）十一月，东晋政局突然动荡，司马昱鬼使神差般被权臣拥立为东晋新皇帝。这时司马昱已经51岁，其母郑阿春也已薨逝46年。次年七月，还没来得及为郑阿春追封，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其子孝武帝司马曜继位。太元十九年（394年），孝武帝为其祖母上尊号为“简文太后”，“春”字正式成为国讳。根据《尔雅·释天》，“春为靑阳”，凡遇“春”字，一律以“阳”代之，于是寿春成为“寿阳”。

当时寿春距离战国楚国建都已有635年，距离寿春建城的历史更长。西汉、三国魏和西晋时，寿春是淮南国王都；东晋时，寿春是淮南郡治所。东晋与十六国并峙，北方疆界在黄河与淮河之间波动频繁，因此寿春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东晋以黄河为界时，寿春是支援前线作战的战略纵深，兵马粮草从寿春源源不断地输送前线；东晋以淮河为界或占据淮北部分地域时，寿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淝水之战在此决战足可证之。正因如此，寿春竟于两晋时期进入当时的“十大城市”序列。这十大城市排名是：洛阳（西晋都城）、长安（前赵、前秦与后秦都城）、建康（东晋都城）、邺（今河北临漳县。后赵、冉魏与前燕都城）、成都（成汉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前凉、后凉、南凉与北凉都城）、襄阳、寿春、长沙、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寿春于两晋“十大城市”中排名第八。

“春”改“阳”并非寿春的专利，凡是带“春”的地名通通要改：浙江的富春县改为“富阳”并一直沿用至今；江西的宜春县改为“宜阳”、湖北的蕲春县改为“蕲阳”。后来这两个县与寿春又改回原名；河南的平春县改为“平阳”，安徽的春谷县改为“阳谷”。后来平春和平阳、春谷与阳谷这几个地名在历史中逐渐消失，历史上的平春县是现在的河南信阳市平桥区，春谷县则在安徽繁昌县境内。

不仅地名要改，其它的“春”也要改“阳”，甚至儒家经典《春秋》也被改为《阳秋》。据《晋书·简文宣郑太后传》记载，孝武帝为郑阿春加尊号时，即是以“《阳秋》之义，母以子贵”为理由，将其祖母尊为“简文太后”，还加谥号为“宣”。当时东晋史学家孙盛撰有晋朝史书《晋春秋》，写的是西晋建立到东晋哀帝之间的晋朝史事。因为避讳，《晋春秋》被改为《晋阳秋》，因为山西太原市古称晋阳，以致不明就里的人以为《晋阳秋》是写太原地方史事的古书。

“皮里春秋”也是东晋典故。《晋书·褚裒传》：“季野有皮里春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季野是东晋名士褚裒的字。“皮里春秋”的意思是，褚裒嘴里不说，而心里是非分明很有主见。因为避讳，“皮里春秋”也被说成“皮里阳秋”，作为成语的皮里春秋至今还和皮里阳秋互相通用。淮南是二十四节气成型的源发地，因为避讳，立春要改成“立阳”，春分要改成“阳分”，可想而知，这要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少不便。

东晋元熙元年（420年）六月，东晋为南朝宋取代，为郑阿春的避讳禁忌随之结束，但寿阳没有改回寿春，而是改成睢阳。从太元十九年到元熙二年，寿春改寿阳的历史还不到24年。淝水之战发生在太元八年，可见当时寿县的名称还是“寿春”，《资治通鉴》说苻坚与苻融“登寿阳城望之”，似有将寿春超前改名寿阳之嫌。

图：寿州古城 赵 阳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