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天时地利人和”

李著文

版次:03  2022年06月01日

淮南日报社严正声明


长期以来,淮南市部分自媒体、政务新媒体未经淮南日报社授权同意,肆意、擅自、无偿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录制发表淮南日报社(含淮南日报、淮河早报、淮南网以及淮南日报官方微博、微信、抖音、视频号、掌上淮南新闻客户端等平台)记者采写的新闻稿件,特别是部分自媒体、政务新媒体不注明稿件来源、原创作者(或者采取隐匿、模糊形式处理稿件来源、原创作者),肆意、擅自删节、修改淮南日报社记者原创新闻稿件,严重违背新闻职业准则和道德,严重侵害淮南日报社版权,严重损害淮南日报社新闻记者权益。

现声明如下:

凡淮南日报社记者署名的文字、图片以及短视频等新媒体形态作品和融新闻作品,版权均属淮南日报社所有。未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表,各类自媒体和各级政务新媒体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表。已经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使用时必须在醒目处以醒目和规范方式注明来源、作者。违者,淮南日报社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天时地利人和是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的战争取胜三要素,指作战时的自然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和人心的向背。后人把天时地利人和引申为成功三要素,天时是成功之路的机遇;地利是成功之路的环境;人和是成功之路的人的因素。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1周年之际,回顾中央红军长征那段波澜壮阔、苦难辉煌的岁月,谨从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探讨红军取胜之道。

四大机遇给危难中的中央红军带来生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失联使中国共产党可以独立自主决定自己的事情。1934年10月上旬,承担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中共上海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破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因此全部中断。这样,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时,共产国际失去了对中国革命的直接指导。这一事件,使得博古、李德等教条主义者失去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庇护,再也无法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与指示作为“护身符”与“圣旨”,强制推行错误路线,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与解决自身的问题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开始确立。

华北事变促使蒋介石开始探索联共抗日。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企图吞并华北,建立与“伪满洲国”一样的“伪华北国”。华北一旦失守,华中就失去了屏障,国民党的统治会立即变得岌岌可危。华北事变的发生,使蒋介石所面临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内忧的红军实力受损,渐渐远去,威胁明显减轻;而外患实力强盛,日益迫近,威胁日渐加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此情形下,蒋介石权衡利害,作出了战略性转变,着手做抗日的准备,同时开始探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

陕北红军为中央红军提供了最终落点。自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以来,从湘西到川黔边,再到川西,中央一直在选择落脚点,却都因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和时局变化而未果。1935年9月17日,毛泽东偶然在《西京日报》和《大公报》上发现刊登着陕北红军活动消息。这个发现,使得中央红军最终落脚陕北。中共中央将陕甘根据地发展为陕甘宁根据地,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促使国民党政策发生变化,客观上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蒋介石抗日的承诺,加上共产党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西安事变也提高了共产党的声望,促使共产党政权合法化,有利于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从地利上来说,毛泽东的两大抉择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生的空间。在秋收起义部队攻打中心城市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决定改变原定部署,上山打游击。茫茫大山,给了红军无限的给养,更便于红军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蒋介石连续发动四次“围剿”均被毛泽东打得落花流水。从此开辟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如果说,由井冈山斗争所实现的由城市到农村的转移,解决了共产党早期的生存问题;那么由长征所实现的由南方到北方的转移,则解决了共产党后来的发展问题。在被迫转移途中,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国共两党实力对比及国民党军队实力在全国的分布,决定率军北上,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西北寻求发展空间,这解决了红军的地缘转移问题,实现了从南方到北方的转移。在云贵湘川地方军阀政治夹缝和地理山川的夹缝中,红军将士发现和创造了生存的可能。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最终决定战争成败的还是人的因素。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在胜利与挫折的反复考验中,迫切需要推举出能够高瞻远瞩、多谋善断,具有深厚理论造诣、高度军事素养、能团结全党全军实现党的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的代表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金一南教授在《苦难辉煌》里说,蒋介石的大不幸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在革命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引领中国革命走上顺利发展的正确道路。

在毛泽东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忠诚的共产党人,如朱德、陈毅、彭德怀、徐向前、贺龙等高级将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他们与毛泽东或许有过分歧、争执甚至冲突,但一旦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就坚决执行党的决议、方针,在严酷的环境中自觉维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毛泽东在革命与个人命运的关键时期能够正确地、较为顺利地选择道路,走向成功。

孙中山在创建黄埔军校时,把“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作为军校大门对联。然而,真正践行对联精神的不是国民党将士,而是大批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包括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在内的4支长征大军,出发时总人数为20.6万,沿途补充兵力1.7万,到长征结束仅剩数万人,其余战死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先烈们宛如一块块奠基的路石,铺展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道路……

在《长征大会师》里有个桥段,一次蒋介石主持的追剿红四方面军的军事会议上,薛岳历数红军“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均不占,是为流寇。不曾想14年后,“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占先的蒋介石却成了毛泽东诗词“宜将剩勇追穷寇”中的对象,流落海岛静度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