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高台上，一切尽收眼底。母亲的目光是凝滞的，下面乱草铺开的荒芜也是凝滞的，仿佛相互的安抚。天气好的时候，上午或者下午，母亲拄着拐杖，慢腾腾走来，站在那儿，看上一阵儿，又慢腾腾回去，像完成了一天里必须做的一件事，心满意足。

这一功课，母亲做了好多年。

我常回老家看母亲，往往到了家，门开着，不见母亲，以为她串门去了，挨家找。邻居说，你妈可能去了高台上。我跑过去，母亲果然站在那儿。以至于再回来，不见母亲，直接去高台上找，十有八九能找到。

高台下有半亩菜园，那是我家当初分到的一块自留地。地边有个水潭，石崖上浸出的水形成的，挑来浇地很方便。父母应该是冲着水潭，才选这块地种菜的。菜园从未空闲过，春上长着菠菜、韭菜，夏天是西红柿、黄瓜，秋季种类最多，萝卜、白菜、茄子、辣椒、豆角，地上架下，五颜六色，即使隆冬，也有绿油油的芫荽和蒜苗。家里人口多，吃菜和日常花销全靠这块菜园，父母年年对种菜计划做一些调整，啥菜能卖上好价就多种，卖不上价的少种或不种。

菜园里被人顺手摘几个茄子、西红柿什么的是常事。母亲说，邻里乡亲的，摘一把菜有啥大不了的？但母亲站在高台上的时候明显多了，站在那儿，菜园里风吹草动都看得见。高台就在老屋门前，母亲有时端一碗饭来，有时拿一只正纳的鞋底来。

父母努力经营着菜园，菜园却无法满足家里越来越大的开销了。五个孩子一天天长大，老房子不够住了，再盖一处新房迫在眉睫。父亲决定出门打工，母亲说，菜园有我呢。

父亲很快找下差事，在县城的招待所当炊事员，除了做饭，还负责食材采购，于是，家里的菜有了一处稳定的销路。母亲高兴之余又发愁起来，父亲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菜咋送去呢？我说，我可以每个星期天去送。母亲说，你还不会骑自行车呀。我说，这就去学，明天骑车去送。没等母亲反应过来，我便借了邻居的自行车，在村子的大场上溜了起来。

第一次骑自行车上路，就要骑四十多里，且带着六十斤的蒜苔。我是趁母亲一早下地才出门的。车头有点不听使唤，我骑得别别扭扭，一遇到前后来车就吓得赶紧停下，还不时听到呵斥。好在那么长的公路给了我足够的锻炼机会，菜送到父亲手中时，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送菜的事由我包揽下来，母亲买了一辆加重自行车以示支持。每到周末，母亲早早准备要送走的菜，我认真检查自行车车况，母子间新的默契就此形成。母亲的菜园依然生机勃勃，这样的时光持续了六七年。

这期间，家中挨着老房子续了三间厦房，盖一处新房子的计划一拖再拖。父母说，盖房子是一辈子的大事，要盖得像样。所谓像样的房子，就是那时农村开始流行的钢筋水泥结构房。我参加工作后，想帮家里尽快盖起这样的房子，父母却坚持不要我出资，直到父母的积蓄差不多了，才动工。

新房子落成，办筵席答谢亲朋四邻的日子也确定下来。父母说，筵席就摆在新房后院。我说，那还不赶紧把后院硬化出来。大家赞同，唯母亲不作声。水泥地面抹到一半，母亲制止道：不要再打了，给我留一片种菜用。于是，院子里保留了一席泥土，后来成了母亲晚年仅有的一片田地。

搬进新房不久，父亲病倒了，落下了行走困难的后遗症，时时需要照料。平日里忙里忙外的母亲，一下子力不从心起来。种的菜卖不出去，是最大的问题。小镇的集市就那么大，种菜的越来越多，大家看啥菜能卖出去便一窝蜂种啥，结果一些菜烂在了地里。

村里人说，种菜不挣钱，就得出去打工，地又不能荒着，干脆种上药材，两三年挖一回，省事。于是，田地上出现了药材开出的花海，煞是漂亮，成了如今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的基础，最初却是人们的无奈之举。

我跟弟弟商量，让他接管母亲的菜园种药材，母亲竟然爽快答应了，条件是给她留一分地种菜。母亲的爽快，和村里的种菜户一样，有一种决绝的意味。又说，种的菜不卖了，专供你们回来拿，就这么定了。

母亲的菜园缩小了，菜的种类比过去还多。她不放心父亲独自在家，有时会推着轮椅上的父亲去菜园，捡一朵落花，或是摘一个黄瓜。

十三年前，父亲安详地走了。母亲说，一个人的日子也要过得有滋有味。我们不在母亲身边，陪伴她的，是园子里的蔬菜。

年复一年，母亲的菜园从半亩缩到一分，从大田退到后院。进入耄耋之年，她还去高台上，拄着拐杖，颤巍巍站在那儿，望着她曾经的菜园。现在母亲几乎什么都听我的，但在种菜这件事上不妥协，哪怕只种着后院的一席之地。母亲有时在电话里说她病了，我们火急火燎地回到家，她却嘿嘿地笑着说，这些菜，你们带走，就啥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