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淮河是一条独流入海的大河，古人将江、河、淮、济并称“四渎”。淮河流域的西部、南部和东北部为山丘环绕，中部是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的黄淮大平原。这辽阔的地域，气候温和，水源充足，适合人类生存和作物生长，成为古代人民最早开发农业的区域之一。

考古资料证明，早在7000年前，淮河流域原始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淮上先民在耕作实践中，已初步掌握了季节、气候与农作物的关系，并用这些知识指导农业生产，初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粮食种植结构。同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生产工具不断改进，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淮河流域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区域之一。《尚书·禹贡》记载，禹“导淮自桐柏，东会与泗、沂，东入于海”。大禹治水的故迹和传说，在淮河流域千古流传，也为禹领导沿淮人民治淮的历史提供了佐证。禹率领人们奋战洪水，疏导河川，挖沟开渠，不仅清除了水患，而且发展了原始的沟洫农业，促进了淮河流域的粮食生产发展。进入春秋时期，沟洫农业有了更快的发展。尤其是大型水利工程在沿淮出现，极大地提升了粮食生产能力。楚相孙叔敖在寿县一带主持修建了著名的规模宏大的芍陂水利灌溉工程，利用大别山余脉延伸到淮南地区所形成为西、南、东三面高而北面低的地形特点，选择北部天然湖沼在其周围筑堤以蓄水，形成了大型陂塘水利灌区，扩大水稻种植。水利灌溉的进步，加之铁器、牛耕的使用，农田整治更加受到重视，经过修治阡陌、开挖沟洫，上等农田日益增多。据史料记载，在汝河北岸、颍河上游、沙河南岸，茨河一带都有这类农田，在凤台境内淮河与茨河之间的大片土地被称为州来田。周王室遇饥也来淮河流域诸侯国求粮相助，说明沿淮地区粮食收获量已相当充足。

楚汉相争的主战场在黄淮之间，淮河流域的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破坏。汉初提出“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淮河流域农业经济得到复苏。以后再次修复了芍陂，陂周“百二十里许……有五门，吐纳川流”。据史料分析，当年芍陂的灌溉能力可能达到万顷之多。同时，铁制工具和牛耕已广泛推广，大大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不仅淮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扩展，而且沿淮、淮北地区也扩种水稻。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主战场多在淮河流域，面对严峻的形势，曹操不失时机地抓住淮河流域这个粮仓，实施招抚流民开展屯田的措施，并亲自到淮南布置“开芍陂屯田”，以后受战争影响，又将民屯转变为军屯。由邓艾经营的两淮屯区规模最大，淮南屯区以芍陂为中心的寿春、钟离屯田，范围达四百余里。屯田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给，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对国家统一发挥了很大作用，历史学家对此有很高的评价。

隋唐时期，封建统治者更加重视淮河流域的农业，唐人说过“天下以江淮为国命”。隋代开皇年间，寿州征发民力修治芍陂，远近可引水“灌田三千顷，人赖其利。”唐代宗广德二年，寿州安丰县组织民力修凿“永乐渠”，并进一步修筑“芍陂”工程，国家在此屯田耕种“灌田万顷”，这里成为一大重要产粮区。据史书记载，唐代在淮河流域实施的大小灌溉工程和田地开垦，就有数十处之多。随着水利工程的增修，水稻种植扩展到淮北地区，粮食产粮大幅度提高。史书记载了唐玄宗天宝八年全国十道正仓、义仓，平常仓储粮的详细数目，全国三仓储粮总量83397250石，其中淮河流域的淮南、河南二道三仓储粮28077917石，占全国总量的33.7%，这充分反映和代表了淮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水平。

北宋时期，淮河流域是农业高产区之一，而且连年丰收。宋人诗句有“万户康宁五谷丰，江淮相接至山东”。元朝统一后也同样看好淮上粮仓，忽必烈下诏“立淮南洪泽、芍陂两处屯田”，一年后，仅芍陂一处“收米二万石”。以后淮河流域屯田达四万顷以上，占全国屯田的四分之一。元史称“今屯田之利，无过两淮”。出生于凤阳的朱元璋，建立大明政权以后，面对淮河流域因战争、灾荒“民多逃亡、城野空虚”的状况，调大批移民来淮上开垦农田，恢复“粮仓”，并推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巩固龙兴之地的经济基础。到永乐十年，凤阳府税粮总数增加到夏税小麦123154石、秋粮约117342石。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纵观千年历史，淮河流域这个古粮仓，对百姓生存，对社会稳定，对打天下、保江山，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治理淮河，开发农田，保护耕地，保护生态，建设美丽乡村，让淮河流域古粮仓焕发新姿，淮河上下呈现一派空前的繁荣景象。

愿淮河流域永远是丰满的大粮仓。

图：淮河流域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张心愿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