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友虎

中国以编年体记事、记人由来已久。宋人年谱以学者、文学家居多，官宦次之，“现存者达八十余种”。今人修谱有的则强调大而全，俨然一部谱主生卒年间的断代史，内容固然大为丰富，却相对削弱了谱主的主体地位。年谱怎么编？笔者在刚刚出版的《北宋吕氏“一门三相”编年录》一书中，把北宋河南府吕蒙正与寿州吕夷简、吕公著予以集纳，把握关联。认为《年谱》的编撰，应突出针对性、关联性、全局性，切实把握“一主二辅”（以谱主行迹为主，以社会关系、环境影响为辅）的基本构架，呈现时代特质、个人价值。

一、以谱主行迹为主线，彰显特色，突出针对性。作为丞相，既有选人、任人之责，又关乎国运、民生。这一定位，决定着“三吕”合谱重点应关注选举、时事、制度、宫廷等层面。北宋吕氏家族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一门三相”，吕公著“从祖蒙正，相太宗，溢曰文穆；父夷简，相仁宗，溢曰文靖。一族之中为宰相者三人，而公父子又皆以三公、平章军国。”（《宋宰辅编年录》卷9）以吕蒙正入相为显著点，拉动吕氏家族的发展。吕蒙正拜参知政事，吕夷简之父吕蒙亨“举进士高等，以蒙正居中书，故报罢”（《宋史·吕蒙正传》）；吕蒙正拜相，安排吕夷简家自寿州迁入京都开封。吕蒙正施政理念在于宽简、耿直，主张无为而治，不结关系网。吕夷简以“智慧”著称，注重运筹关系，如范仲淹因其所上《百官图》。吕公著汲取佛学，讲究诚实、胸怀，也留下“家百官”（元祐三年）之说。

二、以社会关系为纽带，理性界定，寻找关联性。家族、婚姻、师生、友人，皆为关系。单就姻亲看，吕蒙正有十子、四女，二女婿赵安仁、四女婿丁度官居宰辅。吕夷简、吕居简同娶马亮之女，吕公著娶鲁宗道之女，吕公弼娶王旦之女，吕公孺娶张士逊之女，吕希哲娶张 之之女，吕希道娶王珣瑜之女，吕希绩娶吴充、钱喧之女，吕希纯娶宋敏求之女等，其姻亲关系位居宰辅者居多。

三、以环境影响为背景，点面结合，把握全局性。时事、宰辅之变、选举等皆为环境。吕蒙正陪同宋太宗亲征，途中即任著作郎、直史馆，加右拾遗，服银绯。对政策层面，如王安石变法，吕公著、吕公弼、吕嘉问等吕氏家族成员均有涉猎，从中可看出变法之影响。以举荐为例，赵善 《自警编》卷7载，“吕正献公之在侍从也，专以荐贤为务，如孙莘老觉、李公择常、王正仲存、顾子敦临、程伯淳颢、张天祺戬等，皆为一时显人。（《吕公著言行录》）”吕公著荐贤甚多，却无法举荐自己的长子吕希哲，反映出其“持正”的秉性。在编写中，以“按”、“注”、“考”等形式，延长史链，既关注人物的关联度，也介绍相关事件的缘起及影响，并对史实进行考证。就关联度而言，吕夷简之次子吕公弼同群牧使，据《宋会要·官职》载，“至和元年七月十七日，差龙图阁直学士吕公弼同群牧使。权添此一员，后不得为例。”这，既是特例，也为吕公弼后来官至枢密使留下伏笔。

编撰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是一次历史的回眸与审视，吸取诸多研究成果，第一次全面呈现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行迹，尽可能做到简洁、详实，重返历史现场。因水平所限，疏漏、失误想必不少，权作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