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邻淮河岸的高皇,地处凤台东北、一溜十八岗的东首,是怀远、寿县、凤台三县交界边区。这里物阜天宝、人杰地灵,史有“收了大河湾,顾了半个天”之说。
古往今来,以高皇寺著称的高皇,有着“仓廪丰盈,富甲一方”的美誉，也有其“兵燹火焚,十室九空”的厄运。多遭蹂躏的岁月沧桑,及早地唤醒了这块肥田沃土上的人民。
时当“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运动席卷大地,黎明的曙光隐隐出现,旧民主主义革命行将过去,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片蒸腾的大革命前夜,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压迫的风潮时断时续。
早在1923年,由返乡学生从这里点燃的革命火种,几乎燎遍今日的整个潘集地区。历经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大潮的感召、熏陶,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程锡简(亦名程西俭)、黄天伯等一群热血青年,毅然举起了救国救民的大旗。
程锡简,字竹轩,又字阔庭,系程体维三子,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四月初十日,生于高皇寺后兴集(今高祭镇后集村)。其父从儒,少小多得启蒙;不幸父病早逝,由学业颇丰、执掌家业的长兄程锡芬课读家塾。他幼学聪颖,悟性过人,加之家资充裕,不满十二岁即送转淮西就读于寿县公学。毕业于寿县公学的程锡简几经辗转求学,于1921年考入上海上学。
这年7月,正是肩负历史使命,誓献身于中国民主革命和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沥胆披肝的中国共产党,由上海转嘉兴南湖结束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宣告成立之时。这对久有报国、报民之志和目睹时政腐败,早已参与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及1923年郑州发起的“二七”大罢工的程锡简来说,无疑是一大振奋。他激情满怀、血气方刚地走在学生运动前列,成为投身滚滚洪流的中坚力量。
在上海大学,他结识了同校就读的寿县人薛卓汉,与同乡同学黄天伯结为莫逆之交,三个人志同道合,亲如兄弟。
1924年春夏之交,程锡简由瞿秋白、薛卓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成为誓为民族解放,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一员,向旧世界和一切反动势力展开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这年暑假,时年22岁尚未完成学业的程锡简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同家住黄家岗(今祁集乡黄岗村)、1923年入党的黄天伯两人,一道返回家乡开展工作。
一到家,他俩便一东一西,时聚时散地秘密接头,结识和组织了不少“愿将热血荐中华”的进步人士和有志青年。
程锡简回到家,先以邀文会友,拜会和邀聚了程祥麟、程延钊等寿县公学同学、儿时好友及地方小有交往的教师,并将自己带回的几本北京《每日评论》、上海《新青年》、天津《觉悟》、湖南《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介绍给他们,也按长兄的意思,礼节性地拜望了地方上颇具影响的阔佬乡绅。他以少有的渊知博见和见解独到的坦诚真言,吸引了不少有识之士,广交了不少教工及农民群众,同富家子弟程荣芳、程汝瑞、程汝栅、程伯天等也很讲得来,只有那些顽固不化的地方豪佬多投以白眼，斥之为“不成器的败家子”。
他不露身份、暗渡陈仓的举动和济贫助困、交朋聚友的耗资,长兄锡芬看在眼里,心里明白,认为三弟是个干大事的人,便不多阻;弟弟锡典竟成了积极的支持者,跟着跑前跑后;二哥锡访不言不语,一副老实巴巴的憨厚劲。
从高皇寺到齐王庙(今架河乡王圩一带)的五十余里淮岸,程锡简和黄天伯两人由近属到远亲,由至交到熟人地接触,伺机进行着革命道理的宣传。功夫不负有心人,首先在部分青年教师和地主老财家的长工、伙计中得到回响。
经程锡简到丁家郢(今平圩镇丁郢村)二姐家多次与孙子让、孙广贤等积极活动,汪庙小学教师工会暗暗成立,高皇小学的教师工会也在酝酿。他还在廖家湾大姐家结识了廖敏中、廖运周等人,并处得十分投契。
两年里,他约同寿县公学的同学程祥麟、弟弟程锡典和晚辈程晋科等东奔西走,并联络当地的何藕卿、卢繁鹅、程汝瑞、程伯天、程传胪等开办失学学生补习班、讲习班和识字夜校宣传救国救民的思想,组建了小学教师联合会,还参与并发动了驱逐国民党凤台县长,迫使宁纪光下野的“驱宁运动”。由此激发“穷人会”(即农会)、“妇救会”、“教工联合会”等组织的迅猛发展和壮大。受蹂躏欺压的长工、伙计，不堪封建礼俗捆绑和凌辱的妇女、童养媳与矢志报效国家、痛斥弊政的青年教工联合一起,罢课、罢工风潮渐起。
1926年夏,就读凤阳五师的卢家沟人(今平圩镇卢沟村)卢繁鹅,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指派回到家乡。程锡简又与卢繁鹅约同正在创办淮上补习班的原上海大学的同学吴云、胡萍舟等联合发起以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减租减息为主的抗捐运动、大讲土豪劣绅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妇女为什么被压在最底层等,形势发展如火如荼。党的小组在组织发展和回乡党员的带领下,应运而生。
正当革命烽火遍燃,滚滚铁流锐不可当之际,诋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国民党权阀,自孙中山去世后,就接二连三地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四一二政变”“七一五血屠”,挑起一连串反共、反人民和扼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事端。每个欲拯救中华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参加北伐进入南昌的三万多官兵无不义愤填膺,南昌起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1927年7月,炎炎的赤日和胸中的怒火燎烤得程锡简寝食难安,他将工作逐项交代卢繁鹅后,便和廖家湾(今属田家庵区安成镇)的廖运周匆匆上路,直奔南昌。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后的同年12月,程锡简按组织安排,同廖运周重返寿县、凤台一带,进入国民党第三十三军开展工作。在三十三军学兵团,程锡简率一个连驻防寿县的正阳关,并任学兵连副连长兼不公开的党支部书记。他体贴同志,关心士兵，秘密活动,暗中发展党员,不断壮大革命队伍。
1928年5月,因外购子弹准备起义的活动不慎暴露,学兵团被迫解散。为保存力量,他安排身边的同志疏散后,即紧急撤离,又回到高皇一带。
这时的高皇寺、汪家庙、齐王庙一线,经卢繁鹅、程祥麟、程际魁和王介甫、胡之光夫妇等中共党员联手,组织活动趋向活跃,斗争形式有声有色,平民夜校、穷人会均已开展活动,王圩(即齐王庙)党小组也继高皇、汪庙党小组的先后成立而建立。
程锡简一到高皇,寿县中心县委即批准设置中共高皇特别小组,并由程锡简任组长,主持高皇到泥集一带党的工作。
沿淮第一个中共特别小组的成立,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工作积极展开,程祥麟、程锡典、王世美、程晋科、程际魁、程汝现、孙子让、孙广贤、丁文山、刘耀华等成为活动的中坚,并由程际魁等开辟淮河以南新区,伺机建立组织。
1929年4月,特别小组根据斗争形势发展需要,组建了以程汝现为支部书记的青年团支部,以团支部出面组织发动青年,又先后在汪家庙许黄岗组建中共党的小组。
5月,高皇特别小组经中共寿县县委批准,改为特别支部;8月30日凤台县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姚皋店秘密召开,中共凤台县委成立。当选为县委委员的程锡简因工作需要,不久便调皖西北开辟新区;高皇特别支部改由程祥麟任特支书记兼农会主任;汪家庙的党小组改为汪庙支部，辖大小孙岗、丁郢、刘巷三个小组,另增设许岗、沟北、李桥三个小组,由孙子让任支部书记。
到1930年6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齐王庙召开，县委将高皇特别支部改设为中共高皇区委,程祥麟任区委书记,程锡典、程晋科、王世美为区委委员,程汉民继任青年团支部书记。区委下设朱岗、新圩、小集、胡集、店集(即汪庙)五个党支部，朱秀卿任朱岗支部书记，程子美任新圩兼胡集两支部书记,程汝珍任小集支部书记,孙子让任店集支部书记，店集支部即原汪庙支部,管理范围不变。此时的淮河南岸,经程际魁多方活动,洛河街、九龙岗一带的农会已开始活跃,并吸收柴秀书、柴开智、柴秀长等人入党,成立了隶属高皇的党小组。
11月,洛河小组改设支部,由柴秀书任支部书记,柴开智、柴秀长为支部委员,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到姚家湾、翟家洼一带,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随着反剥削、反压迫、反虐待、反歧视斗争的兴起,数十名贫民子弟和被共产党纲领吸引的部分小康人家儿女程廷鼎、程延道、程际兵、孙晓峰、谢子宜、孙煦初、刘维钦、程汝瑞、程伯天等先后成为中共党员。
1931年初冬,店集支部改设为中共汪庙区委,孙子让任区委书记，谢子宣、孙广贤、丁文山为区委委员;汪庙一带的党组织始与高皇区委脱钩,党员发展到近30名。
而高皇区委的组织活动已向南延伸到舜耕山一线,尤以王小集、半个店(即洛河街)、翟家洼见好,全区党员达120余名,农会(亦称穷人会、光蛋会)、妇女协会、青年联合会、教工联合会、少共队较普遍出现，参与活动者达300人之多。
1932年夏秋之交,舍弃家庭,长年奔波在外,深得众人拥戴的程际魁接任了中共高皇区委书记,程祥麟专司农会工作,并以其宫小集岳父家的威望,替代程际魁巩固淮河以南地区。这时的区委委员是程祥麟、程子美、程汝好、柴秀书,俗称“小营长”的程际兵任农民武装的区队长,组建了地方武装。
1934年5月,穷凶极恶的蒋介石继五次大规模围剿井冈山工农红军之后,连续派出大批军、警、宪、特,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江淮大地已被白色恐怖笼罩。地处怀、寿、凤边区的高皇区委为避其锋芒,保存力量而进行人员疏散,党的活动由半公开到全部转入地下。按中心县委的指示，程际魁疏散隐蔽好活动骨干,便带着区队的部分武装白天经商务农,晚上打击顽固势力,游弋在淮河两岸。
到8月,齐王庙的王介甫和汪家庙的孙子让与刘维钦叛党,汪庙区委书记孙广贤、区委委员丁文山等锒铛入狱,高皇区委和齐王庙特支的党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时隔不久,毕业于黄埔军校、派任徐海特委军事委员和曾任皖北中心县委委员的程汝栅(字铁村)被俘叛变,并一跃成为专门捕杀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安徽省肃反专员,后与孙子让竟居于安徽剿共的“三子”(即黑子程汝栅、牛子王进之、猴子孙子让)之列。
叛徒的出卖、刽子手的镇压、不少党的中坚分子被捕,让部分意志不坚定者自首退党。进入10月,时局更为紧张。高皇的富家子弟程汝瑞(字天锡)叛党投敌,也沦为剿共专员,地方的中共组织几乎瘫痪,洛河支部也停止了活动。区委书记程际魁转入翟家洼、大孤堆集、大寺园一带,农会主任程祥麟隐蔽在岳父宫家不出,朱岗支部书记朱秀卿又操起看相卜卦的老行当远走他乡,程汝现、程延道、王开和等隐入外地,没走掉的都被迫写了“悔过书”退党。
黑云压城的大搜捕下,程际魁怒火满腔。他怀着对党内败类的无比憎恨,誓与程汝栅之流拼个鱼死网破。父亲程锡趾的阻拦和弟弟程际阁、程际台的解劝,他哪能听得进去,苇滩、野地成了他的家。
没多久,他很快与新四军二师罗炳辉部的游击大队取得联系,又与寿县二区的中共组织接上关系。从此,斗争沿舜耕山一线展开。富绅财主称他是“恶煞星”,穷苦百姓却把他当作“活菩萨”。
这段时期党组织的活动隐入“地下”,整肃的重点是固内御外,斗争的锋芒是重点警告、打击土豪劣绅和国民党的地方军政要人,党内的武力装备进一步加强。
1937年3月,由于“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再度合作,被捕的共产党人除原已“悔过自首”先期获释者外,余皆陆续出狱。刚出狱的孙广贤、丁文山等回到家乡四处奔走,联系党员,开展活动,组织很快恢复。高皇寺的党员除朱岗支部的少数人外余皆融入淮河以南活动。
1938年4月,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批准成立以孙广贤任书记、丁文山任副书记的中共凤台县委,高皇的程祥麟(即程汉丞)与江良伯、许子和、王怀友同为县委委员。高皇的朱岗支部因党员过少而改为小组，仍由原支部书记朱秀卿任组长。
这年端午节,日军占领凤台县城,不久因兵力不足撤离,仅高皇隔河相望的东上窑(今大通区上窑镇)、马头城(今怀远县马城镇)尚盘踞少量的日本兵。
五六月间,由统一战线联合组成的安徽省动委会派旅越华人陈流波到凤台县组建民众动员委员会，设置并由陈流波任团长的安徽省第十九工作团,高皇的中共党员程荣芳(字季青)任副团长,中共党员廖多沂任情报部长、魏新民负责办理日常事务,动员民众抗日的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先后成立。
1939年3月,廖多沂接任中共凤台县委书记后,公开身份仍是动委会情报部长。程荣芳(字季青)也已控制了第十九工作团,抗日宣传搞得风风火火。
待第十九工作团正式改编为二十四团后,动委会已基本成为中共驾驭的公开抗日组织,也是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将其作为“亲共”嫌疑彻查的组织。
1940年1月，蒋介石策动“皖南事变”,李品仙跟踪而上,撤销全省动委会及其工作团,将所有人员集中到金寨强制整顿。名为受训，实是监禁,不少共产党人及其同盟支持者被秘密逮捕关押,遭到酷刑毒打或暗杀。高皇寺的程荣芳,本是富家子弟,哪能忍受刑问拷打和金钱地位的引诱,加之同乡程汝栅的说劝,便投靠了有奶是娘的国民党,出卖了组织和同志,成了李品仙手下的“红人”,一跃成为剿共专员。
到7月,因县委书记廖多沂贪享安乐、玩弄女人并蜕化变质到叛党投敌，中共淮上地委及时切断与廖的关系,派陈元良任县委书记,将县委委员程祥麟、王怀友、许子和调动隐蔽,并免掉江良伯、王璞臣的县委委员之职，同时设凤台办事处于潘集,派张太冲任主任。
9月,县委在田集、太平集分别设立一区、二区,其中领太平集、东店集、祁集、泥集、陶王寨五乡的二区。区委书记谢青梓,区委委员丁文山、王希善,区长丁文山,副区长程祥麟,农会主任王希善,区队武装中队长卢言成，副中队长胡子美;下属五乡分别由祁同和、胡子美、余广谟、谢铭国、周家胜、冯平、顾晓东、谢培记、李冠群、张洪伦任乡指导员、乡长,多为由高皇党组织培养和发展的中共党员。
这时的高皇寺,因出了程汝栅、程荣芳、程汝瑞(字天锡)三个党的叛徒,尤以程汝栅亲临淮上剿共,中共组织被知情的“三专员”破坏得十分严重,故转入淮河以南活动。进入淮河以南或利用亲戚、亲属关系活动的程际魁等,开展的革命活动仍很火爆。
1941年4月,日伪扫荡加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武装视共产党为仇敌,大有彻底肃清“共党分子”之势。当新四军四师彭雪枫部和二师罗炳辉部奉命向津浦路东作战略转移时,高皇一带的中共党员和地方干部没随部队转移。在程际魁等领导下,多数就近分散隐蔽,部分党员骨干时聚时散地坚持地方武装斗争。时任三区区长的程祥麟,回到高皇老家朱岗,住了一夜便渡河到宫小集的岳父家,与程际魁取得联系后,两人便一直坚持在舜耕山一线开展地下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振奋人心的胜利。但不容共产党分享胜利果实的蒋介石及其顽固势力,又变本加厉地挑起了全面内战。
中共安徽省委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九龙岗、大通、田家庵三镇设置了工作委员会,以巩固和开辟怀远、凤阳、定远、寿县、凤台五县的边区工作,并派舒城人周维成任工委书记，程际魁、程祥麟分别任组织、宣传部长,由特派员赵恺兼抓武装斗争,斗争围绕淮南路矿展开。
1946年夏收之际,设公馆于田家庵经一路(回民饭店对面)的国民党中统调查室主任、肃反专员程汝栅带着程汝坤(绰号老八)等一帮便衣窜入王小集(今属大通区),将正在瓜地乔装捉黄萤的程际魁抓捕,乔装搂大筢的程祥麟伺机走脱,周维成、赵恺闻讯转入舜耕山以南。几天里，程际兵等数十名无辜的中共党员又锒铛入狱。
审讯时,程际魁只字不吐并以长辈自居大喊大骂。程汝栅气急败坏,欲将程际魁装入麻袋沉进淮河暗杀。消息传出,激起了高皇族人的共愤以及三坟下与大坟下的摩擦,数百人围住了程汝栅的老家。
为平息家族内讧,国民党省参议、省党部顾问、原中将司令程华亭（即程登嵘）出面调停,程际魁方假以越狱名义获释。程汝栅却也虚放乱枪,派人追了十来里做做样子。
出狱后的程际魁没有回家,他进入翟家洼又紧张地开展活动,组织党员和动员群众为迎接解放日夜不停。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转向全国范围内的大反攻已箭在弦上,沿淮南铁路两侧,迎接解放大军南下、打击土豪劣绅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党的组织活动渐渐公开。叛党而沦为国民党中统调查局专员的程汝栅、程荣芳、程汝瑞的行动日渐诡秘,回到家乡高皇已不再那样耀武扬威。
之后,赵恺任书记的淮南特区工作委员会成立,程际魁、程祥麟均在赵恺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程际魁先在三和(原属寿县,今属淮南市的田家庵区)到九龙岗一带做策反和支前、联络、组织工作,后任淮南二区(即洛河区)区长。程汉丞(程祥麟)因工作需要,进入定远、合肥、肥东、肥西一带。
全国解放后,高皇早期的共产党员除牺牲和投敌叛变者外,多已在本省的合肥、阜阳、蚌埠、嘉山等地工作,有的随军进入大西南的云贵、川和大西北的宁夏、甘肃、新疆,有的留在本地。
在那烽火硝烟、乌云弥漫的艰苦岁月,高皇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较早地传播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点燃了淮河岸边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奴役、反压迫的星星之火,并唤起和团结人民奋起抗日救国,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镇压,谱写了悲壮雄浑的战歌,为地方和全国的解放做出了贡献。尚有程锡简、程晋科、王世美等一些共产党员不畏强暴、抛头颅洒热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将永垂青史。